主要讲大后方的局势有利于根据地，民心士气舆论都如此。
同时在三巨头在黑海谈漠北可能问题，被搁置下来。
就这样被屏蔽了。
我改了多次，人家就不让通过。
只能这样了。
……
如他们三个人一样，现在从国统区向根据地涌入的不只是几个人，也不是一批人，而是一股洪流。
而另一股洪流，却不是民主党派在四处发声。
那些曾经站在国民党右派背后、支持他们把屠刀挥向工农的资产阶级。
他们面对陪都的官僚资本如铁幕般层层挤压时，有人已经走了出去。
有人却还在犹豫不决。
但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
因为你不抓住机会，就会被这个市场淘汰，是他们再明白不过的事情。
重庆上清寺附近一栋不起眼的别墅里，星五聚餐会的气氛正悄然变化。
这个由当时的中国工业协会、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国货厂商联合会、中国生产促进会五个主要工商团体组成的组织，每周五举行，以聚餐为名，实为专题座谈和演讲会。
讨论内容涵盖经济形势、工业政策、国货推广、战后建国等重大议题。
现在围坐的不再只是抱怨统制政策与工调勒索的工厂主们。
话题逐渐从如何申请更多官价外汇，转向了一些更敏感的内容。
“听说，苏北那边，对新开的纱厂有免税三年的优待？”一位棉纺厂主压低声音。
“何止。天津来的朋友私下讲，只要开工复产，民主政府帮忙解决原棉，还负责包销一部分。”另一位接口道，随即又警觉地看了看门口。
这些消息并非空穴来风。
随着中共控制区域的巩固和扩大，尤其是华北、华东一些城镇和乡村根据地的经济政策，通过商人、返乡难民甚至一些秘密渠道，零碎地传到后方。
最初，实业家们将信将疑，认为这或是宣传，或是局部特例。
但越来越多的交叉信息，开始描绘出一幅与国统区截然不同的图景。
那里没有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全面垄断，没有四行两局的信贷盘剥，对民族工商业的口号是保护、发展和劳资两利。
要说起来，让这些资本家最痛恨的就是四大家族控制金融行业，这让在抗战中的他们，本来就无力融资，却又要受他们盘剥一道。
从1935年开始，国民政府强化了官僚资本对国家的控制，特别是四行两局，四行是中央银行（孔家）、中国银行（宋家）、交通银行 （宋家）、中国农民银行（陈家） 。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37年成立四行联合办事处，由蒋介石兼任理事会主席，
两局是中央信托局 （孔祥熙的禁脔）、邮政储金汇业局（邮汇局的控制权在宋子文系） 。
他们通过控制其他银行已经形成了金融网络，发展的最大障碍。
真正促使工商界巨子们认真思考东迁或合作的，是现实的绝望与对未来格局的预判。
国民党的统治，在他们看来，已是与民争利、竭泽而渔。
而中共，正显示出一种令人惊讶的秩序构建能力和对生产者的务实态度。
特别是根据地的工业正在极为蓬勃地发展，需要非常多原料，这里面有太多的商机。
如果他们不能抓住这个机会，那么他们必然就会被淘汰。
迁川工厂联合会的核心人物们，开始进行极其隐秘的权衡与串联。
他们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将迁到西南的工厂里那些宝贵的、历经千辛万苦内迁的机器设备，再运出去？
走长江水路，关卡林立，军政机关盘查严苛。
陆路则更为艰险。
但一些消息显示，如果能抵达鄂北、豫南或苏北某些交界地带，可能会有朋友接应，甚至存在一些不经过国民党严格封锁线的秘密商路。
与那边接触，甚至考虑将产业部分转移，是杀头的大罪。
一旦被军统、中统侦知，不仅倾家荡产，更有性命之虞。
因此，所有相关讨论都只在绝对可靠的小圈子里进行，且绝不落文字。
家族内部，也往往只有最核心的一两人知晓全盘打算。
东迁或设立分厂，成本巨大，且在那边的经营是否真如所说
政策会不会变？
战局万一反复怎么办？
但留在西南，则是眼睁睁看着产业被官僚资本吞食或窒息而死。
要不然就如永利那般一样，完全放弃这边的产业。
只是这样的壮士断腕般的决定，一般人还下不定。
两害相权，越来越多的实业家开始认为，向那片被称为解放区的新兴市场进行试探性布局，或许是一场值得冒险的、关于未来的押注。
这不仅是经济计算，更是一种政治表态的提前铺垫。
有的实业家，派遣绝对亲信、同乡子侄，以回乡探亲、处理祖产甚至考察市场为名，携带少量资金或非核心的轻型设备，北上或东行，尝试进入根据地。
他们的任务不是立即设厂，而是看一看政策是否稳定、治安如何、原材料和销路是否真有保障、与当地工商管理部门打交道是否顺畅。
这些试探性的接触和信息反馈，逐渐在工商界顶层的小圈子里累积。
当他们确认，在那些地区，虽然条件艰苦，但确实没有国民党官僚体系的致命盘剥，生产过程能获得一定保障，利润虽薄却可预期时，一种新的共识便开始萌芽。
与其在西南坐以待毙，不如分散风险，在更广阔的区域布局未来。
比如申新纺织他们本来就在原日占区里有大量的工厂，现在也都逐渐开工生产。
这就使得与根据地的经济联系，从一个禁忌的话题，逐渐转变为一种务实的选择，甚至是一种带有政治意味的两面下注。
44年底，迁川工厂联合会等六大团体共同发出的那份要求政治民主、扫除官僚资本的联合声明，正是在这种暗流涌动下爆发的公开政治信号。
它标志着民族工商业对国民党的绝望已到达顶点，其诉求与中共新民主主义纲领中的经济部分产生了强烈共鸣。
当领导系统阐述保护并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时，在工商界听来，这不再是遥远的宣传，而是对他们在重庆沙龙里密谈内容的一种正式回应，是对他们东迁试探的一种政策背书。
尽管大规模迁移在战争结束前仍困难重重，但思想的转向和网络的铺设已经完成。
一条从国统区通往根据地的、由经济利益驱动、经政治计算强化的隐形桥梁，已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悄然架设。
工商界的精英们，正在用脚和资本，为即将到来的大变局，准备着自己的位置。
而在平王村，陈远获悉这些消息时，他认为还是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近代史里，有着不光彩的一面，但更有其有利的一面。
关键在于引导和规范。
哪怕是后世，这个阶级也是有有利的一面和落后的一面。
以现在根据地政府掌控重工业和部分原材料生产的局面，这些民族资产阶级，根本就翻不起大的浪花。
这已经不同于50年代的情况，根据地掌握了真正的工业力量，完全可以摆脱对他们生产管理和技术的依赖。
这种情况下，他们只是有益的补充，而不是关键的生产力量。
要利用他们的资本和部分技术，扩大民用产品的生产。
而国家控制上游原材料的生产，从而影响这些民族资本的发展。
……
这时面对国内外要求其政治改革的压力和国内日益高涨的民主呼声，国民党当局显得被动而顽固。
1943年，常凯申发表《中国之命运》，强调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立场。
虽然为敷衍舆论，国民党也曾许诺战后还政于民、召开国民大会，但其一切安排均以维持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法统为前提，坚决拒绝任何实质性权力分享的联合政府主张。
其所谓宪政，不过是给一党专政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
这种顽固态度，使其在政治上日益孤立，与汹涌的民意背道而驰。
抗战后期，随着根据地军事实力与政治影响力的显著增强，国内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根据地方面并未恃强示硬，而是主动塑造“包容、和平、共建”的政治形象，强调其武装力量旨在自卫与保护民生，并愿在公平框架下整合全国力量，推动政治开放。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重庆当局坚持一党专政，治理混乱，人心渐失。根据地的务实政策（保护实业、尊重人才、发展民生）与开放姿态，赢得了国统区民众、中间党派及知识界的广泛理解与支持。他们视根据地为打破僵局、推动民主改革的希望，并积极为其发声调解。
因此，当时的力量对比不仅体现在军事战线，更体现在人心与人才的“隐形战线”上。大量技术人员、学生与工商业者用脚投票，奔赴或留在根据地，而美国观察家也注意到国民党在争夺民心上正节节败退。根据地的政治策略成功地将其军事实力转化为了强大的政治与道义优势。
他们提出来要用还都，来将中共挤出江南，根本就实行不了。
……
国内为胜利后的命运进行斗争之时，在远在黑海的克里米亚利瓦季亚宫内，远东议题的讨论，在一种冰冷的、近乎于政治清算的氛围中展开。
这时已经没有了战略协作的讨论，只有对战后势力范围与既成事实的确认。
到2月12日，经过多轮会议，在战后许多问题上，三国已经基本达成共识。
矛盾依旧很多，但在越来越清晰的局势下，三巨头还是就东方问题进行了最后的安排。
苏联代表在会议中提出，要求在东亚地区获得法律保障的势力范围，包括正式承认北部现状及在东北的铁路与港口权益，以此作为与未来该地区新兴主导力量打交道的基础。
美国代表断然拒绝任何损害中国领土完整的安排，尤其反对就北部地位进行交易，主张该问题应由未来统一的中国政府解决。
最终，协议仅模糊重申早期原则，苏联的具体要求被完全驳回，未获法律承认。
英国代表意识到该地区旧秩序已终结，但未能获得明确的新安全保证。
此次谈判未解决实质问题，仅标志着大国已无力决定东亚命运，其未来将由该地区自身的新兴力量主导。
而决定命运的人，这时已经准备好了。
第四百零一章最后的决战
45年2月的世界，正在被急速改变着。
克里米亚半岛利瓦季亚宫的壁炉烧得很旺，却驱不散会议室里另一种寒意。
小罗的目光越过文件，仿佛穿透了宫殿的墙壁，落向万里之外那片冰雪覆盖的黑土地上，一种他既熟悉又陌生的力量，正在用另一种逻辑重绘地图。
世界的棋盘在这一刻倾斜了。
在硫磺岛，美军的星条旗正插上折钵山，这里距离日本已经更近了一点，下一步控制琉球群岛，就彻底切断日本跟东南亚的联系。
在莱茵河畔，盟军于2月8日发起马斯河-莱茵河战役，目标是突破齐格菲防线，歼灭莱茵河以西德军，为攻占德国最重要的工业区鲁尔并最终强渡莱茵河创造条件。
在东普鲁士，苏联红军的炮火将柯尼斯堡古老的城墙炸成齑粉，苏军已推进至奥得河，直接威胁柏林。
现在是战争的收尾阶段，而各自收尾的速度，将决定战后半个世纪的格局。
在严州的窑洞里，地图前的人们清楚这一点。
在冀东、热河、辽西集结的部队，更清楚这一点。
时间，成了最锋利的刀刃。
二月十六日，凌晨四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