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仅仅有粮食是不够的。他的部队需要枪支弹药，需要被服装备，需要药品和医疗器械。
这些物资，他自己生产不了多少，马鸿逵也给不了多少，常凯申给的那点更是杯水车薪。
真正能稳定供应这些物资的，只有根据地。
这就是他不得不跟根据地合作的根本原因。
不是他不想独立自主，是他的实力不允许。
他叹了口气，说：“白云鄂博那个项目，继续谈吧。铁路的事，可以答应他们，但要有条件铁路的管理权要双方共享，车站和道口的警卫由我们的人负责，列车在进入包头市区之前必须停车接受检查。这些条件，你去跟他们的联络处谈。”
陈炳谦点了点头，说：“好。”
傅作义又说：“另外，你替我拟一封给阎百川的信，就说我们这边的意思已经明确了短期内不会参与任何针对赤军的军事行动。请他放心，也请他转告马少云和邓宝珊，大家保持一致。”
陈炳谦再次点头。
傅作义走到办公桌前坐下，拿起桌上的一份文件看了看，又放下了。
那是他的后勤部门送上来的冬季物资清册，上面列着部队需要的冬装、燃料、药品和各种装备的缺口。他看着那些数字，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
“炳谦，”他抬起头，看着陈炳谦，“你说，我们还能撑多久？”
陈炳谦没有回答。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窗外，寒风卷起院子里的枯叶，打着旋儿飞向灰蒙蒙的天空。
远处隐约传来飞机的引擎声，低沉而有力，由远及近，又从近到远，渐渐消失在草原的方向。
第四百四十八章堵口合拢
在这局势紧张之际，花园口堵口工程，在46年秋天正式拉开了帷幕。
从45年底开始，根据地就在黄河北岸的济源、孟县、温县等地设立了多个物料储备基地，大量囤积石料、木桩、柳枝、秸秆、铅丝等堵口必需的材料。
与国民政府主导的堵口工程不同的是，根据地还准备了一样当时在水利工程中极少用到的东西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
这些预制构件是由经过平台协助设计的。
平台根据花园口的水文数据和河床地质条件，进行了大量的流体力学和结构力学计算，优化了堵口方案中关键节点的结构设计。
它虽然是工业制造平台，但其强大的计算能力，是可以根据地力学情况，进行相应的计算和构建。
它设计的预制构件包括大型钢筋混凝土四面体、六面体和带钩连体的异型块体，用于抛填后在河底形成稳固的骨架，防止水流冲刷。
这些构件在邯郸和焦作的预制构件厂提前生产了数千件，用火车和汽车运到了黄河北岸的储备场地。
除了预制构件，根据地还准备了大量的工程机械。
通过东北和华北的工业体系，根据地调集了数十台挖掘机、推土机、起重机和大型自卸卡车。
这些机械中有一部分是根据地自己生产的，还有一部分是通过上海渠道从太平洋战场剩余物资中购买的美国货。
这在国内水利工地上，如此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是前所未有的。
与此同时，黄河下游故道的复堤和移民安置工作也在同步推进。
黄河改道8年期间，黄河故道里面已经有大量农民进行了垦荒。
现在恢复径流，这些人和土地问题都需要提前解决。
根据地组织了几十万民工，在绵延数百公里的黄河故道两岸加固堤防、修复险工。
故道内已经垦荒耕种的四十多万农民，由政府统一组织迁移到新的安置区，发放了安家费和粮食补助，分配了新的耕地。
这项工作规模浩大，但由于根据地各级政府的组织得力，进展比预期的要顺利得多。
四六年十月，花园口的水位开始下降。
根据地方面通知黄河水利委员会，可以开工了。
工程的总指挥部设在花园口西岸的一座临时搭建的木板房里。
总指挥由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任，但实际负责工程技术的是根据地派来的水利专家张含英和几位从延安自然科学院调来的工程师。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派了几位美国工程师担任技术顾问，他们也住在工地附近的帐篷里，每天到现场查看进度。开工之前，工程技术团队内部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争论的焦点是：采用什么样的堵口方案？
现在堤口口门宽度约1460米，主流靠东坝头一侧，河槽宽约460米，口门河床全是细粒流沙，深水段最深约9米
黄河夺流8年间，故道50千米范围内河床已淤高了约20多米，口门上游反而被冲刷得更深，要把水面抬升约4米才能让全河归故。
会议室设在花园口西坝头一座临时搭建的木板房里，黄河水在门外不远处轰轰地响着。
长条桌两侧坐满了人，桌上摊着水文图、断面图和几份不同颜色的方案提纲。
主持会议的是赵守钰。
他是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堵口复堤工程局局长，山西太谷人，六十出头，须发花白，穿一件灰布中山装，袖口磨得发亮。
他在黄河上干了二十多年，从民国初年的山东河防局一步步做到现在的位置，经验丰富，为人谨慎。
此刻他坐在主位上，手里捏着一支铅笔，目光在桌面上的几份方案之间来回扫视，半晌没有开口。
他心里清楚，这个会不好开。
上面催得紧，联合国那边也盯着，但工程上的风险和困难，只有真正在黄河边上呆过的人才知道。
他不想担一个“贻误工期”的罪名，但更不想担一个“强行施工、溃堤淹民”的骂名。
他的右手边坐着陶述曾，工程局总工程师，湖北新洲人，瘦高个，颧骨突出，手指关节粗大，说话慢但每个字都像铆钉一样结实。
他是整个堵口工程真正的技术核心，从前期勘察到模型试验到方案设计，每一个环节他都亲自参与。
他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程的走向。
赵守钰的左手边，坐着张含英。他是根据地派来的副总工程师，四十出头，戴一副圆框眼镜，穿的是根据地常见的灰布军装，没有领章和帽徽。
他原本在严州自然科学院任教，年初被派到黄河治理委员会参与堵口工程的前期研究工作。
他来的时候带了一整套数据那是平台根据花园口的历史水文资料和河床地形数据进行模拟计算后输出的成果，包括不同方案的流速分布、冲刷深度、抛填料的稳定性和合龙成功率的概率分析。
长条桌的另一侧，坐着一位穿卡其色衬衫的外国人，胸前别着一枚UNRRA的徽章。
他叫塔德，是美国派来的技术顾问，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多年，参与过印度和缅甸的几项水利工程。
他的态度很明确：工程必须尽快推进，UNRRA提供的设备和资金是有时间限制的，不能无限期地等下去。
此外还有几位黄委会的老工程师，以及王化云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他是作为下游复堤工程的负责人列席会议的。
他不参与堵口方案的争论，但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提醒：下游还有四十多万人在故道里种地，堤防还没有完全修复，移民安置还没有全部完成。
赵守钰清了清嗓子，宣布会议开始。
“今天的议题只有一个：堵口方案怎么定。大家各抒己见吧。”
沉默了几秒钟之后，一位黄委会的老工程师先开了口。
他姓李，在黄委会干了三十年，参加过郑州黄河铁桥的抢修和多次防汛抢险，对黄河的脾气摸得很透。
他的意见代表了黄委会内部多数老派工程师的看法：“堵口这件事，历代治河都有成法。埽工进占，层柳层石，步步为营，虽然慢，但稳当。花园口的口门有一千四百多米宽，主流在东坝头一侧，深槽水深九米，流速每秒三米以上。这么大的水势，想一口吃成个胖子，我怕噎着。”
他说的“埽工”，是中国几千年治河史上最传统的方法。
用柳枝、秸秆和泥土捆扎成巨大的埽捆，逐层推进，逐步缩窄口门。
这种方法经验丰富，技术成熟，但缺点也很明显进度慢，用料多，人力需求大。按最乐观的估计，用埽工法堵住花园口的口门，至少需要八到十个月。
李工程师说完，几位老工程师纷纷点头附和。
张含英没有急着反驳。
他等李工程师说完，才不紧不慢地开口：“李工说的埽工法，确实稳妥。但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按埽工法的进度，最快什么时候能合龙？”
李工程师估算了一下：“最快也要到明年六月。”
“那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要八九个月。”张含英说，“这八九个月里，下游的堤防能不能撑住？故道里的四十多万移民，安置费用谁来出？国民政府答应拨的复堤款，到现在只到了不到三成。如果拖到明年夏天，汛期一到，堵口工作随时可能出大问题。”
李工程师沉默了一下，说：“那也不能为了赶工期就冒险。”
“我同意，不能冒险。”张含英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但冒险不冒险，不能凭感觉判断，要看数据。”
他把文件翻开，里面是厚厚一叠计算表格和模拟曲线图。他指着其中一张图说：“这是我们根据花园口历年的水文数据和河床地形，对不同方案的成功概率进行的模拟计算。
结果显示，采用平堵与立堵相结合的方法先在深槽段架设施工便桥，从桥上抛填大型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和石笼，形成一道潜坝，抬高水位、减缓流速；然后在潜坝的基础上，从两岸同时用大型机械抛填石料和混凝土块，逐步向中间推进成功概率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工期可以缩短到三个月左右。”
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
李工程师皱着眉头看了看那些图表，摇了摇头：“这些数据是哪儿来的？我干了几十年黄河，从来没听说过谁能算出这么精确的数字。黄河的水情瞬息万变，纸上算得再好，到了现场不一定管用。”
“数据来源我不能细说，但我可以担保它的可靠性。”张含英的语气平静但坚定。
“而且，我们不是只有数据。我们在黄河北岸储备了三千多件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最小的两吨，最大的五吨。我们有二十多台大型工程机械挖掘机、推土机、起重机、自卸卡车，有一部分是从美国买的战后剩余物资，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这些条件，是过去任何一次堵口工程都不具备的。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应该敢于采用更科学的办法。”
塔德一直在听，这时插话了。
他的中文不太流利，但意思表达得很清楚：“张先生的方案，在技术上是合理的。我在印度看过类似的施工方法用预制混凝土块抛填形成潜坝，效果很好。UNRRA可以提供一批钢缆和起重设备，支持这个方案。”
陶述曾一直没有说话。
他坐在那里，一只手放在桌上，食指有节奏地轻轻敲着桌面。
他在心里反复权衡着两个方案的利弊。
埽工法稳妥，但太慢，而且消耗的人力物力太大。
张含英的方案大胆，但风险确实存在最大的风险是施工便桥能否在深水急流中站稳。
如果桥被冲垮，不仅材料报废，工期也会大大延误。
他终于开口了：“张工，你说架设施工便桥，打桩的方案是什么？”
“钢管桩，直径三十厘米，壁厚两厘米，长度十五米，用柴油打桩机打入河床以下六米。排桩间距三米，横向用槽钢连接，形成一个稳定的框架。”
“钢管桩你们能供应多少？”
“我们已经生产了五百吨钢管，足够打一百二十排桩。”
陶述曾沉默了一会儿，又问：“如果遇到凌汛怎么办？”
“十一月到十二月是凌汛期，流冰确实会对桥桩造成冲击。我们的方案是在桥桩上游设置破冰桩群，用三角形布置的钢轨桩将大块流冰切割成小块，减小撞击力。这个措施在模拟计算中已经验证过，可以有效降低风险。”
陶述曾不再问了。他转过头，看了赵守钰一眼。
赵守钰知道，该他说话了。
他放下手中的铅笔，环顾了一圈在座的人，缓缓说道：“各位的意见，我都听到了。李工说的埽工法，是老成之见，稳当可靠。张工说的新方案，有数据支撑，有材料和机械保障，也有成功的先例。塔德先生也表示了支持。”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措辞。
“我的意见是这样以新方案为主方案，立即开始施工便桥的架设和预制构件的抛填。同时，保留埽工法作为备用手段。如果新方案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立即切换回埽工法，确保工程不会因为方案问题而停滞。”
他看了看陶述曾，又看了看张含英：“陶总工，张副总工，你们两位有没有意见？”
陶述曾点了点头：“我没意见。”
张含英也说：“同意。”
赵守钰站起身来：“那就这么定了。散会。”
人群散去后，赵守钰独自站在桌前，低头看着那张摊开的水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