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需要摸清每一基铁塔的状况，修复或更换损坏的绝缘子，接通断掉的线路，在关键的枢纽点，利用能找到的一切设备包括从其他废弃变电所拆运来的搭建起简陋但可用的临时变电站。
到了九月，努力开始结出果实。
松花江的水流，经过初步清理的进水口，推动着修复一新的1号、2号水轮机，稳定地旋转起来。
发电机发出的嗡鸣声重新回荡在厂房里，经过加固和初步改造的升压变压器将电压提升。
电流，沿着修复的154千伏高压线路，第一次真正按照中国人民的意志，奔腾而出。
它向东，经过吉林临时变电站，点亮了吉林市更多恢复生产的工厂和街区的灯火。
它向南，跨越山川，抵达沈阳外围，为这座重工业城市的机床厂、兵工厂重启提供了最初的动力。
它向西南，抵达鞍山，强大的电流注入鞍钢那饥渴的电网，为高炉鼓风、平炉冶炼、轧钢机驱动，提供了远比老旧蒸汽机更稳定、更强大的能量。
它向东南，抵达抚顺，为页岩油干馏厂的鼓风机、破碎机和泵站注入了活力。
虽然输电能力还远未达到设计容量，线路损耗也大，稳定性有待提高，覆盖范围有限，但对于百废待兴的东北工业而言，这来自丰满的电力，无异于久旱后的甘霖。
它不再是为战争机器服务的血液，而是变成了滋养新中国工业幼苗复苏的生命之源。
站在丰满电厂的主控室里，程升明看着仪表盘上稳定的电压和频率指示，听着窗外松花江奔流不息的涛声，心中却并无太多轻松。
眼前的发电和输电，只是利用了日本人留下的、未完成的底子。
那两台机组，是战利品，是恢复。
而真正属于人民的、完整的丰满，还在蓝图和艰难的未来建设中。
他的案头，摊开着初步整理出来的、残缺不全的丰满水电站最终设计蓝图副本，以及根据现场勘察和留用人员回忆绘制的《丰满水电站未完工程及隐患示意图》。
上面标注着，大坝需加高X米至最终坝顶高程；
3号、4号机组安装位基础需处理，机组部件需检测安装；
5号及后续机组基坑需继续开挖浇筑；
永久变电站需全面建设；
自动化控制系统需从头设计安装……每一项，都需要海量的钢筋、水泥、特种钢材、精密设备和技术力量。
“眼下是抢通，是应急。”程升明对身边的工程技术人员说，目光投向窗外秋日下显得格外厚重的大坝。
“但我们要做的，不只是接手一个半拉子工程，我们要把它完成，而且要完成得更好、更安全、更强大。这个冬天，我们的任务就是两件事：
第一，保证已运行机组的绝对安全稳定，保证输电线路畅通；
第二，积攒一切能积攒的材料，深化设计，培训人员，为明年开春，继续建设我们自己的丰满，打下坚实的基础！”
松花江的水，依旧不知疲倦地流淌。但这一次，驱动水轮机的力量，已经换了人间。
第四百二十三章恢复（2）
奉天郊外，原“满洲飞机制造株式会社”及“满洲航空株式会社”的厂房和跑道，在秋日的阳光下显得空旷而安静。
航空委主任常乾坤在一队技术干部和警卫人员的陪同下，走过巨大的、积着灰尘的组装车间。
日本在东北还留下一些飞机相关的制造产业，在前期控制后，航空委也需要盘点，看看可不可以纳入整个生产体系。
让根据地的航空制造业，更快地发展。
几架未完成组装的日军一式战斗机和一些训练机机体，如同被冻结的钢铁昆虫，静静地停在工位或角落里。
机床上覆盖着防尘布，但大部分精密测量工具和专用夹具已不见踪影。
从目前盘点情况看，情况并不容乐观。
“人走了，把最重要的图纸关键材料也带走了，或者毁掉了。”常乾坤对身边的同志说，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厂房里带着回音。
他所指的，是掌握核心设计、工艺、总装调试技术的日本工程师和技术员。
伪满时期，这里的生产模式是典型的殖民地装配。
关键部件，如发动机、精密仪表、特种合金材料和设计图纸、工艺标准全部来自日本本土，中国工人绝大部分被严格限制在按照图纸进行机械加工、铆接装配等重复性、非核心的环节。
车间主任、工长、检验员几乎清一色是日本人。
中国学徒想接触总装流程、理解设计原理、甚至看懂完整的日文图纸，都极为困难。
“我们初步清点和询问了留下的少数日籍技工，”一位先期抵达的干部汇报。
“他们大多是些不得志的基层技工或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撤离的普通工程师，真正的核心设计人员和中高层管理人员，要么随军撤回，要么自行逃离了。
他们愿意为我们工作，但凭良心说，他们自己也不具备独立设计甚至完全吃透这些飞机全部技术细节的能力。
这里，本质上是一个设备还算不错的大型组装和维修工场。”
常乾坤蹲下身，仔细查看一架未完成机身的铆接工艺，又抬头望了望高耸的厂房桁架和那些来自日本、美国、德国的精密机床。
他心情复杂。
一方面，这里的硬件基础厂房、跑道、部分机床远比太行区的松岭工厂要好得多。
另一方面，软件，也就是人才、技术体系、完整的数据链，却近乎空白，甚至比松岭更贫血。
松岭至少还有一批从无到有、摔打出来的，能理解飞机从维修到仿制全过程的专家和青年技术骨干。
现在大家努力制造鲲式轰炸机，从其中理解大型飞机的制造。
这为根据地未来仿制大型客机也提供了练手能力。
“这里对我们的发展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常乾坤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做出了清晰的判断。
“还是要以太行区松岭为主，但这里……”他环视巨大的厂房，“这里可以成为航空委下属的新工厂。”
要利用这里相对完好的大型厂房和部分设备，迅速建立起一个大规模、高效率的飞机维修和翻新中心。
东北野战军在战场上缴获了大量日军各型飞机，其中不少是受损或缺乏维护的。
将这些飞机集中到此，利用留用的日籍技工和正在紧急动员、培训的中国工人，进行修理、翻新、甚至部分改装，使之能尽快补充到航校和即将成立的新飞行部队中。
“哪怕一个月只能修复五架、十架可用的飞机，也是对前线极大的支持。这个工作，立刻就可以开始。”
还可以以维修为契机，进行最直接、最有效的反向工程和技术培训。
在拆卸、修理、组装缴获日机的过程中，系统地要求中国技术员和工人，在日籍技工的讲解和己方技术干部的引导下，不仅要知其然，更要努力知其所以然。组织翻译小组，全力翻译、整理能找到的一切日文技术资料、图纸碎片、工艺卡片，哪怕不完整，也要建立起初步的技术档案。
最后将这里作为未来国产化尝试的试验场和分基地。
松岭工厂如果未来在某一型飞机的仿制或改进上取得突破，需要扩大产能或进行某种工艺验证，这里现成的厂房、部分通用设备就能派上用场。
同时，可以在这里挑选有潜力的青年工人，进行更系统的基础技术培训，为未来储备人才。
几乎在同一时间，在辽阳附近原关东军野战兵器厂及相关的车辆装配车间，来自太原车辆制造厂的陈郁，也面临着与常乾坤极其相似的境况。
这里的情况甚至更不乐观。
所谓的坦克制造，实质上同样是组装。
车体、炮塔的铸造或焊接可能在本地完成一部分，但最关键的发动机、变速箱、火炮、光学观瞄设备，全部依赖日本本土运来的制成品或大散件。
中国工人同样被隔绝在核心环节之外。
厂区内遗留了几辆未完成的日军九七式中型坦克和一批装甲车的半成品，更多的是一些损坏待修的车辆。
“这里的制造能力，并不行。”陈郁对同行的干部说，他敲了敲一辆坦克残缺的炮塔。
“咱们能在这里攒出一辆能跑能打的坦克吗？短期内，很难。发动机咱们自己虽然可以，变速箱也可以，火炮有些难，但总体就不那么容易了。”
他话锋一转，指着厂区内那些虽然老旧但保养尚可的大型机床、履带维修台架、焊接设备和巨大的车间：“把它们变成咱们最大的战地维修所和改装车间，条件绰绰有余！前线缴获的日军坦克、装甲车、汽车，还有未来可能从其他渠道获得的车辆，凡是受损的、需要大修的、或者咱们想进行适应性改装的，都可以拉到这里来。”
他查看了这里之后，心里就大致有了主意。
首先，在这里建立装甲车辆和军用卡车的维修、翻新体系。
利用现有设备和留用的日籍维修技师，大量培训自己的维修工，形成快速修复能力。
其次，尝试进行有限的改装。
比如为缴获的坦克加装额外的装甲板，改进通风系统，用根据地能生产的电台替换日制通讯设备，甚至尝试将不同型号车辆上还能用的部件进行拼装以恢复战斗力。
以此为课堂，进行最直接的坦克、车辆技术扫盲和深化。
组织技术骨干，在维修每一辆坦克、每一台发动机的过程中，测绘、记录、分析其结构，编写维修手册，积累数据。
“不要小看维修和改装。”陈郁对有些失望的年轻技术员说，“能把坏掉的坦克修好，让它重新开上前线，其作用不亚于一辆新坦克。
能在维修中吃透它的结构，哪怕将来我们只能从制造一个螺丝、一个齿轮、一块装甲板开始，那也是实实在在的进步。这里，就是我们学习现代坦克和车辆技术的大学校，也是为我们前线的钢铁战士们提供新战车和维修的后方基地。”
军队对战车现在的需求量，还是很大。
总部有意建立一支机械化战车纵队，利用我们现有的卡车、吉普车、战车，构建一支新型军队。
集中全部500余辆美制战车，这是纵队唯一的、也是决定性的突击力量。
下辖3个战车营（每营约50-60辆）和1个装甲步兵营（卡车机动）。
所有资源优先保障该纵队。
组建机械化步兵团，由最精锐的步兵组成。
使用约800辆卡车实现全员摩托化。任务是紧跟装甲团，巩固突破口，肃清残敌，并下车进行高强度攻坚。
组建机械化炮兵团。
集中绝大部分美制火炮和四三式88榴弹炮。
使用约400辆卡车作为炮车和弹药车。确保所有火炮能跟上装甲部队的推进节奏，提供随叫随到的火力支援。
还要组建支援保障团。
下辖工兵、侦察、反坦克、防空、通信等营连。
侦察单位优先配属吉普车。
分配约300辆卡车用于运输工程器材、反坦克炮、高射炮、以及作为通用运力。
把现在根据地手里的日式战车，单独编成1-2个独立战车营，直属纵队指挥。
因其火力和防护较弱，不与美制战车混编。
主要用于，在次要方向进行牵制性攻击。
伴随步兵，提供直接火力支援，打击碉堡和步兵集群。
执行侧翼掩护和侦察警戒任务。
最后是成立卡车分配与后勤核心。
于是，在1945年那个忙碌的秋天，当鞍钢、抚顺、丰满在为整个东北工业复苏提供原料、燃料和动力时，在奉天和辽阳的这些巨型厂房里，另一种形式的生产也悄然启动。
深秋的东北，霜色渐浓。
但在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一种远比季节更炽热、更深沉的力量，正在厂矿、车间、电站和铁路上奔涌。
自五月以来，经历四个月的日夜奋战，那些曾因战火和掠夺而沉寂的庞大机器，在全新的意志和组织下，正重新发出粗重而日益稳定的轰鸣。
然而，无论是鞍钢的伍禅、抚顺的胡景行，还是丰满的程升明，亦或是航空、装甲领域的常乾坤、陈郁，这些站在工业复苏第一线的负责人，
在初步稳住阵脚、看到生产报表上的数字开始爬升后，都清醒地意识到同一个事实。
眼前的东北工业的恢复，仅仅是让这部被掠夺者粗暴使用后又骤然抛弃的巨型机器，重新动起来。
它所依托的，依旧是那个被精心设计、也先天畸形的殖民地工业骨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