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鞍山，工人们冒着余烬未熄的烟尘，开始清理高炉旁的废墟。
在沈阳，机械厂的老师傅带着徒弟，清点着库房里完好的机床。
与此同时，另一条战线也在同步推进：春耕在即，新组建的各级民主政府正全力组织发放种子、农具，安定农村秩序，目标是确保45年东北的农业生产能够尽快恢复，为上千万城市人口和庞大的工业体系提供最基本的粮食保障。
实力的根本性变化，彻底重塑了政治话语的底气。
在内部会议上，组织的人手指划过地图上已连成一片的广袤区域，语气沉静而坚定：“联合政府，我们依然主张。但那必须是一个真正民主的、代表全国各阶层人民意愿的联合政府，而不是某个集团、某个领袖用以维持独裁的装饰品。”自1944年末以来，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已进行多轮，但始终停留在程序与口号层面。
国民政府一方面不断释放和平建国的信号，另一方面则坚持其法统与训政框架，实质上不愿分享任何核心权力。
然而，此时的力量对比已非昔日。
“如果对方还抱有以武力解决或是在联合政府框架内行瓦解吞并之实的幻想，”会议指出。
“那我们就必须做好一切准备。这不是我们要打内战，而是如果和平民主的道路被彻底堵死，我们将不得不为保卫人民已获得的果实而战。
现在的局面，早已不是我们请求对方给予几个部长席位的时候，而是对方必须面对现实，认真考虑如何在一个新的、民主的基础上，共同构建这个国家的时候了。”
这种实力与姿态的转变，也深刻影响着与美、苏两个大国关系的微妙平衡。
对美国，中共在公开场合依然表示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关系，希望其能承认中国现实，勿干涉内政。
但内部已经对美高度警惕。
美国对国民党的军事、经济援助是公开的秘密，其在华北沿海港口的舰队游弋更被视为挑衅的征兆。
因此，像鲲式远程轰炸机构想和641工程这类远超出当前实战需求的战略性项目，在知情人眼中，其意义被明确为战略平衡器。
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增加任何外部势力企图进行大规模武装干预时所需承受的、难以估量的代价与风险，从而迫使其望而却步。
对苏联，关系则更为复杂。
一方面，苏联早期的援助和如今对东北问题相对克制的态度，赢得了中方一定的好感与战略协调空间。
组织明确需要争取苏联的理解，至少是中立，以减轻北部压力。
但另一方面，独立自主的意志空前鲜明。
在私下沟通和内部指示中，态度明确：华夏的道路必须由自己同志根据华夏的实际情况来决定，不会成为任何国家的卫星国或附庸。在接收东北工业资产、处理与苏方在东北的遗留经济权益等问题上，中方展现出既讲原则、又富策略的坚定态度，核心利益毫不退让，同时尽量避免公开决裂。
这种充满自信的独立性，实际上也让苏联非常警惕。
实际上大熊方面对于组织在漠北问题上的态度，也非常不满意。
曾经就漠北和东北铁路的港口问题询问过重庆政府，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
这倒不是那边多么有担当，只是他们管控不到这里，在组织不同意的情况下，他们同意了，会更加让本就被动的局面，会更加被动。
但随着东北的快速光复，大熊也只能搁置下这个问题。
因为大熊的兵力才开始东调，黑龙江以南就已经更换了红旗。
而更大的变化是在太原。
以原太行工学院和严州自然科学院骨干为基础，吸纳平津回流技术人员与设备，新成立的华北工业大学正式挂牌。
这时学校已拥有师生超过六千人。
校园里，矿冶、机械、电机、化工、土木等科系的课程紧密围绕着根据地的实际需求展开。
教材常常脱胎于工厂遇到的技术难题，学生的学业包含大量在附属工厂或附近大型企业的实习。
这是一种为快速工业化量身定制的教育模式，旨在批量产出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工程师和技术员。
然而，当组织的视野投向641工程所代表的那个深邃而未知的领域时，他们清醒地认识到，现有的教育体系能够培养优秀的、甚至杰出的工程实施者，却难以孕育出能够开辟全新边疆的顶尖科学头脑。
那些能够深刻理解原子核奥秘、设计出惊天工程的物理学家、放射化学家和理论数学家，大部分仍散落在西南后方那些因经费拮据、物价飞涨而举步维艰的大学校园里。
这些学府，承载着这个国家在战火中保存下来的最珍贵的学术火种。
因此，一场无声但至关重要的人才争夺早已悄然展开。
组织指示各方渠道，加强对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教授、学生的联络与工作。
传递根据地重视科学与教育、急需各类建设人才的信息。
北方的工业建设已具规模，能为学术研究和技术施展提供远比国统区广阔的天地和平稳的环境。
欢迎一切有志于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师生北上，将给予妥善安置和工作条件。
许多教授在收到来自北方的信件或听到相关消息后，面对着国统区日益腐败的政局和困顿的生活，内心的天平开始倾斜。
复员北归，回到阔别多年的平、津、沪、宁，投身于一个看似充满希望的新天地，对许多知识分子而言，不仅是归乡，更是一种对个人价值与国家前途的重新抉择。
时间进入5月，华北已经热了起来，东北也彻底温暖了。
经过半个多月的休整，北野部队正式发起朝鲜攻势，计划要用2-3个月，光复朝鲜半岛，解救朝鲜人民于水火。
北野60万军队，包括5万朝鲜族士兵，就这么浩浩荡荡地打了过去。
日军的鸭绿江白山防线，没有坚持半天，就多线被突破。
日军的防线看着布置的兵力不少，但处处防备，就处处是漏洞。
再说上中朝边境线全长 1334公里，其中陆界45公里，水界1289公里。
而日军能够抽调出来的部队，不足20万人，根本就守不住。
此时守备朝鲜半岛的主要部队是关东军下属的第十七方面军，原本是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为上月良夫中将，司令部设在汉城。
加上逃到朝鲜半岛的关东军残部，总兵力不过30万。
这时要控制南部，必须留守部队，防备在东北光复后准备发动起义的朝鲜人民。
作为长期压制朝鲜半岛且一直被严重抽调的军队，第17方面军的情况还不如东北的关东军。
突破防线后，北野部队进行大范围的穿插作战。
在本地民众的协助下，北野部队将日军大部包围。
到5月11日，壤平攻克，东路也攻克咸兴。
各地驻守的伪军和警察几乎看到大军就赶快放下武器投降。
至16日，汉城被攻克。
日军开始快速向南部撤退。
而形势的急剧发展，将一连串紧迫而具体的任务，压在了根据地建设者的案头。
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就是消化、吸收并让东北那庞大的工业体系重新轰鸣起来。
这才是应对未来一切风雨、支撑任何641计划进行的基础。
一道道指令发出，化作无数具体行动，成千上万的干部、技术人员、熟练工人，乘坐着刚刚修复的火车，日夜不停地涌向东北。
他们要在最短时间内，全面接管鞍山、本溪的钢铁厂，抚顺、阜新的煤矿，沈阳、大连的机械厂，以及遍布各地的电厂、铁路枢纽和化工厂。
首要步骤是详尽的清点与评估。
由根据地派出的工程评估小组，与保护工厂的工人代表、留用的日籍技术人员一起，深入每一座车间、每一台设备旁，登记造册，精确统计出哪些机器完好，哪些损坏，损坏部位是什么，急需哪些规格的零部件或特殊材料。
这些长长的、列满各种代号、规格和数量的清单，源源不断地发回山西的工业总局，再由那里分派给平王村。
陈远接到了前所未有的、海量的零部件生产订单。
订单涵盖从特种钢材的轧辊、大型齿轮、高强度螺栓，到精密机床的主轴、电机的绝缘材料、仪表的敏感元件。
许多部件的图纸和技术要求，对根据地的工厂而言有许多困难，但对平台来说就非常简单。
陈远的工厂并在规定时间内将成品或关键的半成品，快速地运出去。
山西各根据地日益壮大的机械加工厂，则承担起那些技术难度稍低、但需求量巨大的通用零部件生产。
整个根据地的工业，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效率被调动起来，目标只有一个：让东北的工业心脏尽快恢复跳动，产出钢铁、煤炭、电力、机床和武器。
与此同时，另一项对未来电力供应至关重要的工程也在加速推进。
这项工程就是平王村大型火电站的高压机组建设。
电站的厂房、锅炉等土建部分已近完工，但最核心的高压汽轮发电机组及其配套的升压输变电设备，其设计与制造精度远超根据地现有能力。
这项任务同样毫无悬念地落在了燧火平台上。
平台负责分阶段的制造与交付，并提供一整套详细的安装、调试技术规范。
这不仅仅是一两台机组，而是为未来华北、东北工业区建立现代化电力骨干网的起点。
而平台能够如此也在于这漫山遍野的光伏发电和那一座座越来越高的风机。
更在于智能制造中心已经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精密零件的加工任务，并能根据不同设备的需求快速调整生产。
就在工业恢复工作全面铺开之际，一份来自新组建的、仍显稚嫩的海军部门的紧急需求报告，经组织批转，送到了军工总局，并最终呈至陈远面前。
报告写得非常直白而急迫。
随着根据地的控制范围扩展到从辽东半岛到山东、江苏、浙江的漫长海岸线，以及渤海、黄海、东海的部分沿岸水域，海上巡逻、护航的任务变得空前繁重。
然而，海军手头可用的舰只寥寥无几，主要是些从日军手中缴获或打捞修复的陈旧小型炮艇、武装渔船，吨位小、火力弱、航速慢、可靠性差，完全无法满足基本的近海防御需求。
报告后附了一份初步调研材料，列出了根据地目前能够利用的几处造船设施。
大连船厂是根据地规模最大的，拥有三座四千吨级以下造船台和五千吨、八千吨级船坞各一座，员工五千余人，年造船能力约两万吨。
但刚接收不久，秩序尚在恢复，且缺乏设计现代舰艇的能力。
江南造船所，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造船基地之一，技术底蕴深厚。
上海光复过程中，工人们自发组织护厂，大部分设施得以保存。
目前正配合东海舰队，对几艘打捞出来的小型舰艇进行应急改造。
该厂具备建造和修理中型舰船的技术潜力，但同样缺乏适应新需求的设计力量。
青岛造船厂，是由原日占船厂改造恢复，主要擅长修理和小型货船建造。
大沽造船所，历史悠久但毁损严重，目前仅能进行最简单的维修。
海军的诉求很明确。
急需一型或几型能快速建造、适合近海活动、具备一定火力和续航力的小型舰艇，以解燃眉之急。
他们需要巡逻艇、护航炮艇，或许还需要一些快速的鱼雷艇。
报告的最后，组织的批示非常简洁：“请军工总局研究，尽快提出切实可行的舰艇建造方案。”
难题再次摆在了陈远面前。
与设计飞机不同，根据地对船舶设计，特别是军用舰艇的设计，几乎是一片空白。
没有成熟的船舶设计所，没有经验丰富的海军工程师，甚至连完整经历过现代舰艇建造的工人骨干都极度稀缺。一切，又只能从那个高效的平台开始。
陈远将海军的需求，连同几家船厂的基本设施参数、能够获取的船用材料情况，以及当前能够生产的动力设备的初步性能数据，一并整理后，提交给了燧火平台。
他没有要求超越时代的宙斯盾或导弹艇，而是强调了实用、易造、能快速形成战斗力的原则，重点是在现有工业基础和海况条件下，设计出能跑、能打、能用得住的小型舰艇。
他知道，这又将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平台将会给出图纸、工艺文件、关键部件的制造方法、检测仪器、造船设备。
而根据地的任务，则是调动大连、上海等地船厂的技术工人，努力理解这些图纸，学会新的造船工艺，克服从铆接到焊接、从船体线型放样到轮机安装的一系列陌生环节。
这不仅仅是获得几艘船，更是要磕磕绊绊地，建立起中国红色海军最初的那一点设计、建造和维修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