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是关键。”他回到座位，语气郑重。
“咱们的公营工厂，是骨干，是火车头，要起到示范、带动、关键技术攻关和兜底的作用。但真正的主力军，应该是千千万万经过组织和技术改造的合作社和私营作坊。
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第一，订单引导。部队的被服、绑腿、背包，机关的办公用纸、墨水，学校的课本，医院的纱布、药瓶……这些大宗、稳定的需求，在质量达标的前提下，优先向纳入我们指导、采用我们标准或技术的合作组织订货。
第二，技术扶持。要成立专门的生产技术推广队，巡回到各地，传授新技术，解决生产难题。可以编印简易的《农具图说》、《纺织技术要点》、《日用化工小常识》这样的册子。
第三，供销支持。公营商业要发挥主渠道作用，帮助合作组织采购急需的原料，并收购、推销他们的产品，让他们能专心生产，减少市场风险。
第四，金融支持。边区银行要拿出专项低息贷款，支持合作社的启动、设备的添置和改造。”
“同志们，咱们这不是在太平年月搞建设，可以按部就班。咱们是在打仗，是在被封锁的根据地、贫瘠的平原上搞建设。
困难多得是，设备是破的，技术是土的，工人是半路出家的，原料是东拼西凑的。”杨主任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张面孔，有期待，有凝重，也有跃跃欲试。
“但是，咱们有组织，有人，有决心，更有迫在眉睫的需要！从解决一把锄头、一尺布、一盒火柴开始，从改造一个铁匠铺、一个染坊、一个磨坊开始，一点一点地攒，一点一点地建。今天，我们规划这些厂子、合作社；
明天，我们就要让边区自己产的农具翻耕土地，自己织的布匹做成衣裳，自己造的火柴点亮夜晚，自己磨的面粉蒸出馒头！”
“这不仅仅是经济任务，更是政治任务，是咱们共产党人，能不能在这片土地上，不光能打仗，还能建设一个新社会雏形的考验！
草案下去后，各部门、各地区，立刻行动起来，选点，调研，物色人选，筹措资源。咱们边区第一代民用工业的骨架，就在咱们手里，从荫城的铁炉旁，从邯郸的棉田边，从阳泉的矿井下，实实在在地立起来！”
会议结束了，但波澜方才荡开。
一份份带着油墨气息的《决议》草案和附件，被信使装入挎包，骑上快马，送往太行山麓、滏阳河畔、冀南平原的各个专署、县府和正在筹建的厂点。
荫城铁业的争论，被纳入了更宏大、更系统的产业布局蓝图中。
而这份蓝图，又将转化为无数具体而微的指令、图纸、贷款合同、设备调拨单和干部派令。
第三百一十章42.4的全局变化
1942年的春天，并未给同盟国带来暖意。
相反，自年初以来，一连串噩耗让全球战局骤然收紧。
太平洋上，僵局与危机并存。
去年9月爆发的战争，让美国太平洋舰队元气大伤。
珊瑚海海战把刚刚修好的企业号再次拖进了修船厂。
为了扭转颓势并报复东京，美军于1942年1月冒险发动了杜立特空袭。
这一行动虽鼓舞了士气，却激怒了日本，并促使联合舰队主力全力东进，美军残存航母力量在中途岛附近展开了一场决定性的对决。
3月初这场战役的结果远非美军所愿：双方各损失两艘主力航空母舰，两败俱伤。
虽然中途岛没有丢失，美军也未能复制历史上那场辉煌的胜利，太平洋的制海权陷入危险的僵持。
这个战果短期来看对美军非常不利，这两艘航母的损失使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战斗力进一步下降。
虽然对日本来说也是极为心痛的战果，它很难填补上两艘航母。
只是这样一来，日军大本营判断美军短期内无力发动大规模反攻，遂将战略重心部分西移。
这就使得印度洋门户洞开。
利用太平洋形成的战略窗口，日本联合舰队一部悍然西进，突入印度洋。
3月末，其航母舰载机猛烈空袭了英国远东舰队基地锡兰的科伦坡港，击沉“竞技神”号航母等多艘舰艇，港区设施遭到严重破坏。
此刻，这支强大的机动舰队仍在印度洋游弋，其兵锋直指印度东海岸和孟加拉湾，英属印度，这颗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已能听到战争逼近的雷鸣。
这更威胁到从印度经驼峰航线向大后方运送物资的路线。
这更助长了印度民族主义者利用战争摆脱英国统治的想法。
与此同时，得到加强的日本陆海军在西南太平洋发起新一轮猛攻，对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争夺日趋白热化，严重威胁着美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脆弱航线。
美军在太平洋上左支右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中国的生命线已然断绝。
而在亚洲大陆，最致命的打击早已发生：1942年2月底，缅甸仰光陷落；至3月中旬，滇缅公路被日军彻底切断。
国民政府获取外援的唯一陆上大动脉被无情斩断。
此后，物资输入仅能依靠那条飞越世界屋脊的驼峰航线，其运力微薄且风险极高，对于支撑一个庞大战场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敌后战场，一种深刻而持久的变化正在发生。
八路军在华北的力量持续壮大，其广泛而活跃的游击战与运动战，将数量庞大的日军牢牢钉死在占领区的点线上，使其难以机动。
这一局面，虽不为山城所乐见，却已成为盟国战略家们无法忽视的客观事实。
这一切，在1942年4月汇聚于山城。
美国，因太平洋受挫、印度洋告急、澳洲航线受胁而焦头烂额，急需中国战场发动一场强有力的陆上反攻，以牵制日军，缓解其全球压力。
英国，因印度本土直接遭受威胁而惊恐万状，迫切希望中国军队能在缅甸方向发起进攻，转移日军兵锋。
而国民政府则因生命线断绝、外援濒危而处于抗战以来最危险的时刻，但也在绝境中，握住了向盟友索取更多援助以反攻自救的、前所未有的筹码。
何况从41年开始，正面战场上日军已经很少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第二次长沙会战草草收场，第三次长沙会战，这根本就没有爆发。
浙赣会战日军出动的兵力也大为减少，尽管达到了日本大本营的作战目的，但其兵力已严重不足，只能就此作罢。
历史上华北日军能够抽调14个大队的部队参战，现在不要说抽调，反而需要华东日军对他进行支援。
这实际上是许多国民党军队在这一年多并没有进行多少作战，建制和弹药库存还基本可以保证。
一场决定亚洲战场命运乃至盟国战略重心的紧急会议，在山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内，于凝重的气氛中拉开帷幕。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美国代表、新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中将，不改往日军人直率，言辞间充满了不加掩饰的急迫：“先生们，形势已经刻不容缓。日本舰队在印度洋，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加尔各答或马德拉斯。印度一旦有失，驼峰航线的终点也将不保，中国将彻底被封锁。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立即从陆地上发动反击，重新打通滇缅公路！美国愿意提供一切必要的装备和训练，但中国必须立即出兵，投入最精锐的部队！”
军政部长何敬之面色沉静，回应却绵里藏针：“史迪威将军，打通滇缅路关乎我国存亡，我军将士义不容辞。然去年仓促入缅之败，教训深刻。今敌已据缅全境，以逸待劳。若无绝对之海空优势、充足之炮兵装甲与后勤保障，尤其若无海军在仰光登陆策应，仅从北面陆路仰攻，实为驱将士于死地。敢问将军，美方能提供何等海空支援，以保此役必胜？”
史迪威面色一滞，坦诚了美军的困境：“由于中途岛战役的损失，我军目前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缺乏可用的航母力量，短期内无法提供大规模舰队支援，特别是两栖登陆所需的海军掩护。”
此言一出，中方代表眉头紧锁，连英国大使薛穆爵士也面露失望。
“但是！”史迪威提高声调，“我们可以在陆基航空力量上做到极致！总统已特批，优先向中印战区调拨五百架最新式战机，并扩建云南和印度的机场群，确保反攻时的制空权！地面部队，我们将装备三十个师的美式武器，从步枪到重炮，从卡车到吉普！还有五亿美元贷款，立即启动！条件只有一个：中国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发动一场旨在收复缅甸全境的大规模反攻！”
条件丰厚得惊人，也反衬出美方处境之危殆。
外交部长宋国舅推了推眼镜，将话题引向更核心的难题：“将军厚意，感佩。然我军若倾力西顾，华中、华北之日军趁虚猛攻，则恐缅甸未复，而腹心之地震动。此风险，如何规避？”
史迪威等的就是这个问题。他身体前倾，目光锐利：“这正是关键！根据我们的情报，华北日军正被牢牢牵制，难以机动。如果……如果蒋委员长能够命令，或者促使华北的抗日力量，在我们反攻缅甸的同时，发动大规模攻势，破坏交通，袭击据点，那么日军将无法从中国战场抽调一兵一卒增援缅甸！这比空中支援更重要！”
会议室瞬间安静。
八路军无法被消灭，本就让他们头疼，现在还要让八路军主动牵制日军，国民政府就需要答应中共的一些条件，这样下去他们不敢深想。
事变之后国共之间的关系，已经日趋僵化，对话和合作已经很难进行，彼此之间防备之心极重。
何敬之的脸色沉了下来：“将军，此乃我国统帅部权责，不劳费心。华北战事，自有国军将士承担。”
史迪威毫不退让：“这是战争！是为了打通你们生命线的战争！美国在太平洋流血，需要所有盟友竭尽全力！如果存在能有效打击日军的力量而不去利用，这是对盟约的背叛！我会如实向总统报告这一点！”
威胁，赤裸而直接。
史迪威以美援为杠杆，施压山城去协调甚至命令严州。
宋国舅深知此刻不能硬顶，也不能松口。
这里面涉及到他的大量利益，他更希望能够促成此事。
国府需要援助，需要物资，不仅是稳固后方经济，更要重新武装部队，现在面临的强敌已经不只是日本人了。
他缓和语气，但立场坚定：“将军关切战局，我等理解，并会向委座转达。然具体军事部署，牵涉全局，非可轻议。
当务之急，是敲定反攻缅甸之具体方案、美援如何落实、以及英方所承诺之后勤支持能否切实到位。譬如，我军入印集结、训练、补给，英方能否提供充分保障？反攻之指挥权，又当如何界定？”
皮球踢给了英国。
薛穆爵士面露难色，中国军队大规模进入印度，涉及主权、后勤和战后政治等一系列棘手问题。
而指挥权，更是英方不愿放手的关键。
大英帝国还要继续趴在印度身上吸血，不会轻易地把印度就这么放弃。
谈判陷入了僵局。
美方急迫施压，中方待价而沽，英方顾虑重重。
三方围绕出兵规模、指挥权归属、装备交付顺序、英方提供的基地与后勤细节，展开了冗长而激烈的争吵。
史迪威要求中国立即承诺出动至少二十个师，并由他本人掌握前线指挥权；
何敬之则坚持必须待装备到位、训练完成后再议反攻，且中国军队须由本国将领指挥；
薛穆则对中方军队进入印度的人数和活动范围提出种种限制。
就在山城的谈判桌上争吵不休时，另一条隐秘的战线已经悄然启动。
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华负责人，通过秘密渠道，向华北发去了一份措辞谨慎的试探性电文，内容涉及情报共享与在共同抗日目标下的潜在合作可能性。
几乎与此同时，军统局长的案头，也收到了有关“美方人员疑似试图与陕北建立联系”的密报。
美国人初步接触国民政府这些大员之后，已经产生了对他们贪婪的厌恶。
他们更希望看到华北前线的八路军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印度新德里，一场级别更高的秘密会谈也在进行。
面对印度岌岌可危的形势，部分务实的美英军官和外交官开始私下讨论一个不能明言的选择。
如果山城方面在反攻缅甸问题上始终拖延，或者无法有效指挥全国力量，那么，与华北那支日益壮大的抗日武装建立某种形式的有限合作，获取关键情报乃至战术配合，是否是一种必要的保险？
这些暗流，尚未浮出正式谈判的水面，但其存在本身，已经让山城方面感到极度不安和警惕。
常凯申在官邸得到相关汇报后，对心腹厉声道：“美国人这是病急乱投医！告诉他们，反攻可以谈，装备我们要，但指挥权必须在我！至于八路军……绝无可能！让于浓把人盯紧了，绝不能让他们勾连上！”
经过近二十天的反复拉锯、威胁、妥协，一份名为《中美英关于收复缅甸及重开国际交通线共同行动纲要》的备忘录，终于在4月下旬勉强签署。
这份文件充满了模糊的表述与相互矛盾的承诺。
目标是尽早收复缅甸，重开滇缅公路。
兵力上中国尽快抽调15-20个师在滇、印集结整训。
指挥上成立联合司令部，常凯申任最高统帅，史迪威任参谋长兼前线指挥。
美国加速提供装备训练，英国提供印度基地。
时间为准备完成后即行反攻。
这是一份典型的官僚式成果，满足了各方必须达成协议的政治需求，却把几乎所有实质问题都推给了未来。
签字仪式上，三方代表笑容勉强。
史迪威知道，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他将不得不奔波于重庆、昆明、印度之间，去催促、恳求、争吵，才能让纸面上的反攻有一点实现的可能。
而常凯申在协议签署后，对陈主任等人吩咐道：“告诉杜聿明、罗卓英，部队慢慢集结，整训要扎实。美械要拿，但要挑好的，要美国人把技术都教会。反攻之事，急不得。
先看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风向。至于美国人想和严州勾连……盯紧了。必要的时候，给那边找点麻烦，也让美国人知道，谁才是这里说话算数的人。”
协议墨迹未干，裂痕已然深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