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那种对“老大哥”近乎全方位的依赖和求助姿态，已经被一种更具平等性、更注重实际利益交换的合作关系所取代。
中共依然尊重苏联的国际主义立场，感激其历史援助，但在涉及自身核心发展能力的问题上，界限划得非常清晰。
他们用电子管、金刚石等硬通货换取急需的原料，却绝不轻易出让参观关键设施、交流核心技术的机会。
在延安和晋冀豫根据地的决策层看来，这种模糊与保留是必要且明智的。
一方面，他们需要苏联的某些资源，也需要借助苏联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国际局势，不宜将关系搞僵。
另一方面，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自身力量的源头那套结合了跨越时代知识馈赠与艰苦卓绝群众实践的发展模式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过早暴露全部底牌，不仅可能引来不必要的猜忌和干预，更可能让尚在成长中的根据地工业成为敌人全力打击的目标。
维持一种“有保留的强大、有来源的模糊”形象，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复杂态势下，是最有利的策略。
因此，在太行山的深处，梁沟机器制造厂的机床在自制电力的驱动下日夜轰鸣，生产出更多机床，武装着更多的兵工厂和民用器械厂。
光伏阵列在阳光下、风能在空气流动中静静转换着能量，水坝的涡轮稳定旋转。
关于起始点的秘密，被层层保护在根据地的严密组织、群众的忠诚拥护以及对核心技术的分级管控之中。
对苏联的好奇，根据地的高级干部们心知肚明，但他们只是继续埋头扩大着产能，计算着下一批用于交换的电子管该何时发货，以及用换来的稀有金属，又能将哪条关键的生产线推进到下一个阶段。
这种一方好奇探寻却不得其门，另一方稳步发展却守口如瓶的状态，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成了一段隐秘而影响深远的插曲。
苏联方面只能继续观察着那些令人费解的输出，并逐渐修正着他们对那片中国北方山地和那里人民力量的评估。而山坳里的灯光，则一如既往地，在夜色中亮得坚定而耀眼。
……
苏联的关注，在严州并不是太大的问题。
当实力不断增长，当不需要去求着人家时，许多事情的处理就已经非常自然而然了。
不求人，许多时候就会增加自信。
但严州这时却在进行着另外一项非常关键的工作。
严州正在利用谛听机器进行反特行动。
“谛听一号”密码分析系统在八路军总部的成功应用与辉煌战果，通过绝密渠道，早已详细呈报严州。
其在对日作战，特别是针对华北方面军及特高科通信的破译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让中央领导们深刻认识到这种技术手段在现代斗争中的巨大价值。
中央社会部及军委有关部门，很早就希望能够也在延安部署一套类似的设备，以加强对敌（包括日、伪、顽）电信情报的获取与分析能力，尤其是针对日趋复杂的国民党顽固派及内部隐蔽敌特的活动。
这项任务，通过隐蔽战线负责人薛处长，向身处太行根据地的陈远进行了非正式的询问。
陈远当时的回复非常坦诚。
从技术原理和材料储备上讲，复制一套谛听系统并无不可逾越的障碍，可以满足制造需求。
真正的瓶颈在于产能与时机。
当时（1939年中至1940年初），根据地面临日军频繁的扫荡和严密封锁，兵工厂的首要任务是全力以赴生产前线急需的枪支、子弹、炮弹、手榴弹以及各类机床设备，有限的电力、紧缺的技术工人和原材料，必须优先保障这些直接支撑战斗的硬需求。
为一套虽然重要但非即战型的精密电子设备抽调宝贵的电力、工装和熟练技工，在当时条件下确实难以实现。
薛处长理解陈远的难处。
薛处长向中央汇报后，中央也同意暂时不进行制造。
此事便暂时搁置，中央机关在电信侦察方面，短期内仍需高度依赖总部那一台“谛听”传回的情报摘要。
总部二局（情报局）的谛听小组任务极其繁重，主要精力必须集中于破解日军特别是华北方面军及其下属师团、旅团的通讯密电，以应对严峻的军事斗争。
对于国民党方面的电报，虽然也进行监听和截收，但能够抽出来进行系统性分析、破译的时间和人力都极为有限，一直未能形成稳定、持续的情报产出。
转机出现在1939年11月，八路军在华北粉碎日军第三次“治安肃正作战”之后。
根据地赢得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喘息时间，军工生产秩序得到恢复和部分扩张，电力供应也有所改善。
陈远判断，制造第二套谛听设备的窗口期可能到来。
然而，新的生产任务接踵而至为提升根据地冶金和军工能力，制造一台中型水压机的项目被提上日程，这再次挤占了精密加工和电力资源。
谛听二号的制造，不得不再次推迟。
直到1940年2月中旬，在水压机主要部件加工进入后期、电力负荷出现一定富余时，制造第二套“谛听”（内部称为“谛听-甲型”，以与总部的“谛听一号”区分）的工作才正式在梁沟兵工厂的精密车间内启动。
设备制造完成只是第一步，如何将其安全运抵千里之外的严州，是另一个严峻挑战。
这不同于运输钢铁、粮食甚至普通军工零件，而是一套由精密电子部件、复杂线路和机械结构组成的设备，对防震、防潮、防尘要求极高，且不能拆解过度以免影响精度和后续组装调试。
总部与中央社会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共同制定了周密的运输方案：选择政治最可靠、经验最丰富的交通员和护送小队。
将设备分解为若干个特制的防震箱体，混入一批“医疗器材”和“通讯教学设备”中。
路线选择上，绕开敌情严重的同蒲路、正太路北段，取道晋绥根据地，再通过黄河渡口，进入陕甘宁边区。
沿途各交通站、根据地武装接应力保安全，做到“人不离货，货不离人”。
尽管计划周密，但穿越敌伪封锁区和复杂的山川地形，依然耗费了大量时间。
当这支特殊的运输队最终平安抵达延安时，已是1940年3月。
严州方面早已做好了准备。
中央从八路军总部“谛听小组”点名抽调的数名核心操作、分析骨干，已先期抵达。
在军委三局一处隐蔽、条件相对较好的窑洞内，专用的发电设备和必要的屏蔽设施也已安装调试完毕。
更重要的是，为配合“谛听-甲型”发挥最大效能，一套同样由陈远设计原理、太行根据地仿制改进的“猎犬-1型”无线电测向基站系统，也同期在延安周边战略要点隐秘部署完成。
这套系统能够对空中电波进行定位，与谛听的“听音解意”能力相结合，便能实现从“截获内容”到“定位发报源”的情报闭环。
至此，一切准备就绪。
“谛听-甲型”在严州窑洞里悄然启动，与太行山总部的“谛听一号”遥相呼应。
经中央批准，其首要任务方向之一指向了日益错综复杂的国民党顽固派电台通讯，以及可能潜藏在严州及其周边、利用无线电与外界联络的敌特网络。
一场在无形电波中进行的、关乎中枢安全的无声较量，即将拉开序幕。
枣园的一间密室内，烟雾缭绕。中央社会部的几位负责同志，正围在一台外形奇特、由多个金属箱体和线缆连接的设备前。
过去几个月，保卫部门通过内线情报和群众举报，隐约感觉到延安及周边地区潜伏着国民党特务的电台网络，但对方手法狡猾，发报时间短促且飘忽不定，传统的侦察手段难以捕捉其确切踪迹和成员。
谛听和猎犬的到来，改变了这场无形战争的规则。
操作员将近期监听到的、怀疑是国民党特务联络的数十份不明密电，按照格式穿孔在纸带上，送入谛听。
机器低沉的嗡鸣声响起，指示灯有规律地闪烁。
不过两个多小时，旁边的电传打字机便“咔哒咔哒”地开始工作，吐出了一份份译电稿。
破译结果显示，这些密电使用的是国民党军统局一套已沿用数年的中级密码的变体。
虽然并非最高机密，但足以揭示其通信网络的基本架构：在延安城内及东关、桥儿沟、杜甫川等地，至少存在三个独立的潜伏小组，代号分别为“灰雀”、“山魈”和“地龙”。
电文内容涉及搜集边区党政军机关动向、工农业生产情况，以及尝试渗透抗大、鲁艺等单位的计划。
密码提供了内容，而“猎犬-1型”测向系统则负责赋予这些电波以空间坐标。
保卫部门的技术人员将破译出的电台呼号和大概发报时段输入测向系统。
当“灰雀”小组再次冒险发报时，设置在王家坪、羊家岭、李靖山三个不同地点的固定测向基站几乎同时捕捉到了信号。
系统内置的模拟计算单元迅速进行三角交汇运算，在覆盖着严州城区地图的纸，清晰地标出了一个范围不超过两百米的区域位于严州旧城靠近南门的一处杂货店后院。
几乎在同一时段，“山魈”小组的信号被定位到桥儿沟天主教堂附近的一处独院；
“地龙”小组则隐藏在杜甫川深处一个看似普通的农户家中。
情报迅速汇总到保卫部门最高负责人案头。
经过周密部署，一场精心策划的同步抓捕行动在夜色中展开。
抓捕“灰雀”的行动人员化装成查夜的民兵，敲开了杂货店的门。
在店主夫妇惊慌的掩饰声中，技术人员携带便携式“猎犬”测向仪直扑后院柴房，信号强度表指针打到满格。撬开一处伪装的地板，发现了尚有余温的电台、密码本以及埋藏的手枪和炸药。店主夫妇及一名伪装成伙计的报务员当场被捕。
桥儿沟的独院被悄悄包围。
当信号再次出现时，行动组破门而入，将正在发报的特务组长和一名望风的助手按倒在地。
搜查中，不仅起获了电台，还找到了他们绘制的大量边区机关、学校位置草图，以及一份试图收买抗大学员的名单。
杜甫川的抓捕遇到了轻微抵抗，但很快被制服。
这个小组更为隐蔽，以农户身份长期潜伏，负责与西安方向的远程联络和物资中转。
在其地窖中，发现了备用电台、大量金银活动经费以及准备送往国统区的边区经济情报。
此次行动，一举摧毁了军统苦心经营多年的严州潜伏网络主干，抓获特务二十余人，缴获电台五部、密码本多套及大量武器、经费和情报资料。
更重要的是，通过审讯和缴获的文件，顺藤摸瓜，又挖出了几个尚未激活的“沉睡”小组和个别被拉拢腐蚀的意志薄弱者，极大地净化了严州的内部环境。
这次成功的锄奸行动，被列为高度机密。
外界只知保卫部门破获了一起重大特务案，但其背后依赖的、来自太行山的顺风耳与千里眼相结合的技术利器，则成为只有极少数核心领导知晓的秘密武器。
它证明了技术情报与人力情报结合的巨大威力，也为日后在更广阔战场上的电子对抗，积累了宝贵的初步经验。
只是这让渝州那些人，又睡不好觉了。
第二百四十二章对内谛听的作用和考虑雷达
“谛听-甲型”在延安的窑洞中开始持续运转后，其强大的专用计算能力很快显现出威力。破获国民党特务潜伏小组，仅仅是其牛刀小试。
随着对空中截获的、日益密集的国民党各类电台信号的系统化处理分析，一个更为广阔和深邃的图景逐渐在中央社会部和军委二局的分析人员面前展开：对国民党核心军政通讯的破译，正迅速从零星的、艰难的解读，转变为一种近乎系统性的、高效的透明化过程。
这种单向透明态势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电报加密系统固有的、在“谛听”强大算力面前暴露无遗的脆弱性。
实际上，国民党电报系统本身问题就非常多。
它具有许多结构性的弱点。
比如加密原理相对落后且固化。
战时国民党军队、党政核心部门广泛使用的密码，虽经多次升级，但其核心仍多基于密本或密本加乱的方式。
例如，常用的角码、横直码等，本质上是将汉字按照固定坐标，如页码、行数、列数，转换为数字组。
这种加密方式规律性强，一旦其基本编码簿的编排逻辑，如按部首、笔画或某种固定顺序，被“谛听”通过海量报文的对比分析摸清，其保密性便大打折扣。
而且国民政府的密钥管理松散，复用频繁。
由于机构臃肿、通讯量巨大且缺乏高效的密码管理与分发体系，国民党方面存在不同部队、不同机关重复使用相同密码，或密码更换周期过长、执行不严的情况。
一份密电被破译，往往意味着与之使用相同密码本的其他大量电文也同时失效。
谛听能够以极高的效率记住并比对这些“特征”，迅速识别出使用相同密钥的不同电报。
他们的报文体例与内容存在相同的模式。
军事部署、兵力调动、物资请领、人事任免、会议通知等电报，在格式、用语甚至部分固定词汇上存在大量重复。
这些模式为谛听的算法提供了绝佳的训练材料和比对模板，使其能更快地推测和验证密码结构。
内部矛盾与低效为破译提供语境。
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指挥层级复杂、相互扯皮甚至互相监视的情况屡见不鲜。
这些反映在电文中的抱怨、推诿、告密、讨价还价，虽然增加了内容的复杂性，却也提供了丰富的情报交叉验证线索和社会工程学分析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