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量化的迫击炮、火箭筒和机枪被整齐地码放在训练场边的装备架上，随时准备用于下一次演练。
从装备配置上看，这像是一支后勤补给相对匮乏的轻装部队，但训练场中央那一座座高耸的跳台，暴露了他们的真实性质空降兵。
这支部队成立于一年前，最初只是一个营的规模，依托十六架美制C-47运输机进行训练。
那时候条件简陋，实跳训练的次数屈指可数，因为每一架次都弥足珍贵。
但即便如此，这支小规模的伞兵部队还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基础训练，形成了初步的作战能力。
然而，营级规模的空降兵在未来的战争中能发挥的作用终究有限。
要形成真正的战略威慑力，必须扩编为旅级甚至更大规模的建制。
而扩编的前提，是拥有足够多的运输机。
C-47是好飞机，但根据地手里飞机数量不多，还有部分需要用于人员和物资运输，不可能都来用于空降用途。
而且零件供应越来越困难美国已经停止了对根据地的直接军事援助，现有的C-47坏一架少一架，走私和拆零件拼凑的日子撑不了多久。
唯一的出路，是自己造。
这个任务交给了沈阳飞机制造厂？
在他们的绘图室里，设计师们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设计出一型属于根据地自己的运输机。
他们没有从零开始的资本，也没有那个时间。
唯一的办法，是利用现有的成熟技术和现成的参考资料，拼出一架来。
最后他们手里找到了三样东西：根据地的鹏式轰炸机的机翼和发动机技术、日本三式输送机的机身结构资料、以及C-47的货舱和跳伞门设计。
鹏式轰炸机是根据地自行研制并批量装备的主力机型，从1941年定型至今已经历多次改进，气动设计和结构工艺非常成熟。
它的机翼和发动机是现成的，可以直接移植。
三式输送机是日军在战争后期使用的主力运输机，在接收日军设施时获得了完整的生产技术资料。
C-47则是飞行员和维护人员最熟悉的运输机，它的货舱布局和跳伞门设计经过实战检验，是最实用的方案。
设计团队的决定很简单。
以鹏式的机翼和尾翼为基础，结合三式输送机的机身结构，借鉴C-47的跳伞门和空投系统，拼出一架属于根据地自己的运输机来。
他们给它取名“运一”。
运一采用上单翼布局，机翼直接沿用鹏式的机翼结构，只对机翼与机身的连接结构进行适应性修改。
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鹏式的机翼生产线已经非常成熟，无需重新设计和试制。
发动机选用与鹏式同系列的改进型，单台功率一千八百马力，装在两翼内侧发动机短舱中。
这个选择同样基于通用化的考虑发动机与鹏式通用，可以大大简化后勤保障的复杂度。
机身是全新设计的。
三式输送机的货舱截面被放大和拉长，以适应根据地常见的物资托盘尺寸和人员运输需求。
货舱地板进行了加强，设置了系留环和导轨，可以快速装卸货物或安装座椅。
机身后部开设了大型跳伞门，借鉴了C-47的设计，可以在飞行中快速打开，供伞兵跳出或在低空投放物资。
货舱顶部安装了简易的钢索滑轨系统，用于悬挂和引导重型物资的伞降。
起落架采用前三点式布局，主起落架收入机翼后部的整流罩中，前起落架收入机头下部。
这种布局在地面滑行时视野良好，也便于重载起飞和着陆，是当时先进运输机的标准配置。
经过几个月的设计和修改，运一的总体方案最终冻结。
最大起飞重量约十八吨，最大载重约五吨，经济巡航速度约三百公里每小时，最大航程约两千公里，实用升限约七千米。
这些数据与C-47大致相当，在部分指标上略有超出。
从46年8月开始，陆续生产了12架。
其中八架交付给黑龙江的那个空降旅，四架交付给航空运输部队。
运一运输机交付空降旅之后，训练强度立刻上了一个台阶。
此前伞兵训练主要依靠那十几架C-47，飞机数量少，出勤率高，维护压力大，一个连队一周能轮到两次实跳就算不错了。
运一交付后，可用飞机数量翻了一番不止，训练架次和伞降人次都大幅增加。
旅长在运一到货那天亲自登机检查了货舱。
他在跳伞门前站了一会儿，用手摸了摸门框的边缘，又抬头看了看货舱顶部的钢索滑轨，然后转身对陪同的机械师说了一句：“这比C-47宽敞。”机械师点了点头：“门也宽。离机的时候不容易卡住。”
“重要的是它可以装更多人。”
这是旅长非常看重的一点，单架可以装更多的兵力和装备，就可以一次空投更多。
运一的载员能力确实比C-47强出一截。
按照全副战斗装具计算，每名伞兵加上主伞、备份伞和随身武器弹药，总重约一百公斤。
运一在这种状态下可以装载三十八到四十二名伞兵，对应的载重约四吨。
如果携带更多重武器比如把迫击炮座板和额外弹药箱也分摊到个人身上载员数会降到三十二到三十六人，但火力密度更高。
作战规划时通常按每架三十六到四十人计算，留出余量给伞包磨损备件和舱内系留设备。
相比之下，C-47在全装状态下通常只能塞进二十四到二十八人，差距是明显的。
跳伞节奏也更快。
运一的跳伞门有效净宽约一米五到一米六，伞兵离机时不容易蹭到伞包。成组跳离的节奏大约是每秒一人，一机架次清空三十六到四十人只需要不到一分钟。
旅长在训练笔记上写过一句话：“绿灯亮起，排长第一个蹬出去，后面的人一秒一个，白烟一闪一闪地坠进雪幕不到一分钟，舱内地板就空了。”
更重要的是，运一让成建制的重装备空投成为可能。
此前伞兵落地后只能依靠随身携带的轻武器作战，迫击炮和重机枪等重火力很难随同步兵一起空投，往往需要另行运输或就地缴获。
运一的货舱内安装了钢索滑轨系统，可以快速悬挂和释放重物。
在一次演练中，一架运一在十几秒内将一门轻量化迫击炮和数十发炮弹全部投出，落地后几分钟内，迫击炮即完成了组装并进入射击状态。
旅长在当天的训练日志上写下了一行字：“具备了成建制、重装备空降的基本条件。下一步重点是夜间和复杂气象条件下的空降训练，以及与地面部队的协同配合。”
训练还在继续。
跳台上的伞兵一个接一个地跃下，在空中短暂停留，然后落入雪地，溅起一片白色的粉末。
远处的停机坪上，几架运一的发动机正在试车，螺旋桨搅动着寒冷的空气，发出低沉而有力的轰鸣声。
那声音穿透凛冽的寒风，在空旷的训练场上空回荡，像是在宣告着什么这支部队，已经准备好了。
只是军事上的许多准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能让外人知道。
47年初春，上海苏州河畔的一栋小洋楼里，灯火亮到了深夜。
这里是吴蕴初的宅邸。
客厅里坐着七八个人，都是上海工商界叫得出名字的人物纺织业的、化工业的、机械制造业的，还有一家航运公司的老板。
茶几上摆着茶水和点心，但几乎没有人动。
气氛有些沉闷，像暴雨来临前那种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安静。
他们刚刚送走了一位从三镇来的客人。
那位客人是南方政府经济部的一名参事，绕了一大圈关系找到其中一位老板，希望能安排一次与沪市工商界代表的“非正式座谈”。
座谈会上，那位参事说了很多南方政府正在积极准备接收沪市，希望沪市工商界能够“认清形势”，“不要被共党的宣传所迷惑”，还说“总裁对沪市工商界寄予厚望，收复之后必有优待”。
客客气气地送走了南京来客之后，几个人不约而同地留了下来，谁也没有提出要走。
沉默了很久之后，航运公司的老板先开了口：“诸位，你们信吗？”
没有人回答。
但也没有人摇头。因为答案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是不想第一个说出来而已。
吴蕴初给自己续了一杯茶，慢慢地说：“民国十六年，北伐军到沪市，我也是欢迎的。那时候觉得，南方政府来了，国家总算有个样子了。后来呢？抗战八年，我在山城办了厂，生产化工原料，支援前线。结果呢？统制经济，物资管制，官僚资本压下来，我们这些民营厂连原料都拿不到，只能给那些官办厂当配角。好不容易熬到胜利，回到沪市一看，厂子被日本人占了八年，机器拆的拆、锈的锈，想恢复生产，贷款贷不到，原料买不到。要不是这边政府帮我恢复了生产，我现在还是个空壳子。”
他说的“这边政府”，在座的人都明白指的是谁。
纺织业的老板接过了话头：“吴先生说的，也是我想说的。我在三镇有厂，民国二十六年以前，日子虽然紧，但还能过。抗战以后，南方政府回来了，我本以为能松一口气，结果呢？那边的厂子，因为法币天天贬值，今天卖出去的布，明天就买不回同样的棉花。政府催捐催税，一点情面不讲。我那个厂差点就关了。
去年这边政府帮我修好了被炸坏的厂房，还贷了一笔款子给我更新织机，现在我的产量比战前还高了三成。东南亚的订单排到了下半年，工人加班加点都忙不过来。这样的日子，我不想被打断。”
机械制造业的老板点了点头，说：“我跟荣家那边也聊过。他们的态度跟我差不多政府回来，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他们在三镇、在羊城，把经济搞成了什么样子？法币跟废纸一样，物价一天涨三回，商人做一笔生意，赚到的钱还不够补第二天的进货价。他们要是回来，沪市不出三个月就得跟三镇一样。我们好不容易把生产搞上去了，市场打开了，工人也稳定了，谁愿意回到那种日子里去？”
航运公司的老板补充道：“我在长江上跑了二十年，那区和这边都跑。说句不好听的，那边码头上，工人们都快饿死了，活少人多，江里不时发现浮尸。这边码头上，活多还有管理，工人抢着干活，因为挣的是边币，能买到东西，能养家糊口。差别在哪里？不是人的问题，是政府的问题。”
话说到这个份上，大家心里都有了数。
吴蕴初放下茶杯，环顾了一圈在座的人，说：“既然大家的意思都差不多，我明天就去一趟市政府，把我们的态度跟领导当面说一说。
国民政府那边，我们不会公开反对，但也不会配合。上海的工商界，绝大多数人都不想回到过去那种日子里去。这一点，要让政府知道。”
众人纷纷点头。
第二天上午，吴蕴初如约来到了市政府的办公地点。
接待他的是分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两人在办公室里谈了将近两个小时。
吴蕴初把昨晚聚会上大家的意见如实转达了。
他说得很坦率：“主任，我不是共产党员，我是一个资本家。按理说，我应该更喜欢南方政府才对。但事实是，南方政府让我失望了太多次。我在山城那几年，亲眼看到那些官老爷是怎么把民营厂挤兑得活不下去的。抗战胜利后，政府回到三镇，我以为他们会改，结果还是一样贪污、腐败、官僚资本横行，法币贬值得像瀑布一样。
他们嘴上说支持民族工业，实际上只想把民族工业变成官僚资本的附庸。”
他停顿了一下，语气变得更加郑重：“沪市的工商界，绝大多数人都是这个态度。我们不希望国民政府回来。
我们知道，他们如果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让我们出钱出粮，填补他们的亏空。我们辛辛苦苦攒下的这点家底，经不起他们折腾。所以我们希望政府能守住沪市，不要让他们进来。我们能做的事情保证生产不停，保证税收不减，保证工人就业稳定。只要政府需要我们出力，我们绝不推辞。”
主任听完，没有立刻回答。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吴先生，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我也可以向你交个底：他们的军队打不进沪市来。”
他的语气很平静，不像是在安慰，更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他们人多，但我们装备好。他们有美援，但我们有完整的工业体系。他们的士兵是被抓来的壮丁，我们的战士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你们工商界的支持，有全市人民的支持。这些，他们都没有。”
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指了指窗外苏州河对岸那片正在施工的工地：“你看那边，新的电厂正在建设，新的厂房正在拔地而起。
我们不会因为战争要来了就停止建设。恰恰相反，我们建设得越好，他们的进攻就越不可能成功。因为他们面对的不只是一支军队，而是一个完整的、运转良好的社会。要打败这样一个社会，靠几百万军队是不够的。”
吴蕴初也站了起来。
他走到窗前，和陈主任并肩望着窗外。苏州河上，一艘货船正缓缓驶过，船上满载着钢材和机械设备，驶向下游的工厂。
河两岸的工厂烟囱冒着淡淡的烟雾，显示着这座城市旺盛的生命力。
“主任，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吴蕴初说。
他告辞出来，坐上车，离开了大院。
车窗外，沪市的街景一如既往地繁忙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行人步履匆匆，店铺的伙计在门口吆喝着招揽顾客。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仿佛战争只是报纸上遥远的故事，与这座城市毫无关系。
但吴蕴初知道，平静的表面下，暗流正在涌动。
三镇那边的战争机器已经发动，军队正在向苏浙皖边境集结，长江上的军舰在频繁调动，空军基地的飞机起降架次在不断增加。战争，已经不远了。
然而，当他看到那些正在运转的工厂、那些忙碌的工人、那些堆满货物的码头时，他心里又有了一种踏实的感觉。这座城市，以及它所代表的那种力量，不是那么容易被打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