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随船前往东南亚的日本船员来说，每一次航行都是一次复杂的心理体验。
他们驾驶着日本造的船，装载着中国生产的货物，驶入他们年轻时曾经征服过的南洋港口。
码头上的人们用好奇或冷漠的目光打量着这些船和船上的人。
有人认出了船身上的日文铭牌，发出了不屑的嘘声。
也有人注意到船上悬挂的旗帜已经不是那面太阳旗了，态度便缓和了许多。
轮机长山本太郎在雅加达靠港时，站在甲板上看着远处的码头仓库发呆。翻译问他怎么了。
他说：“昭和十七年，我来过这里。那时候船上装的是军需品，是来打他们的。
现在船上装的是布和煤油，是来卖给他们的。一样的船，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事情。”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也许这样更好。”
翻译把他的话记在了心里，后来写进了自己的工作日记。
这篇日记被上海的一份报纸摘要刊登，标题是：《一个日本船长的南洋感悟》。
到46年十月，根据地的远洋贸易已经初步形成了每月一个航次的节奏。
东方红号和向阳号们穿梭于上海、大连、横滨、新加坡、雅加达和曼谷之间，把根据地的工业品运出去，把橡胶、锡、石油、矿产和粮食运回来。
这条海上贸易通道，不仅为根据地带来了急需的战略物资和外汇收入，也使根据地的工业品第一次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
而那些在码头上排队等候订货的南洋华商们，也在这个过程中重新认识了大陆北方那个正在崛起的政权。
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区，而是一个能够生产优质工业品、拥有远洋船队、懂得按商业规则办事的现代经济体。
这种认识，比任何宣传都更有说服力。
这也为后续根据地商品源源不断地向东南亚出口打下了基础。
第四百四十五章深渊
根据地的经济在不断快速地发展，而到了46年深秋，国统区的经济已经肉眼可见地撑不住了。
河南东部，黄泛区的边缘，一支百余人的队伍正在夜色中沿着乡间小路向北行进。
队伍里有老人，有妇女，有孩子，也有青壮年男子。
他们背着包袱，推着独轮车，车上堆着被褥和锅碗瓢盆。
没有人说话，只有脚步声和车轮的吱呀声在寂静的夜里传出很远。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中年汉子叫刘德厚，三十八岁，柘城县人。
他家祖辈务农，有三亩半旱田，一头牛，日子虽然穷，但勉强过得下去。今年春天，县里来了征粮队，把秋粮还没长出来的庄稼估了个产，按估产数的七成交纳。
刘德厚交了粮，家里就剩不下多少了。
到了夏天，保长又上门来，说前线需要壮丁，每家出一个男丁，不去也行，交钱抵。
刘德厚家，有三个男丁，他不想自己和孩子去战场，又没钱，只能躲。
躲了三次，家里的地也荒了。
第四次保长带着乡丁来抓人，他和孩子没在家，保长把他老婆打了一顿，牵走了家里唯一的牛。
刘德厚知道，不能再待下去了。
他跟村里几户情况相似的人家合计了一下，决定往北走，投奔根据地。
这种事情在周边村里早就有了，特别是年初对面搞土改的时候，许多无地的穷汉子就跑过去了。
后来听说还在对面真的分到了地。
更多的还是对面税少，虽然交公粮，到留给农民自己的更多，保证农户的生活。
有时隔着河望过去，那边庄稼长势明显比这边要好。
听说人家已经用上了肥田粉。
所以这一路上不断有人加入，走到黄泛区边缘时，队伍已经扩大到上百人。
他们在黄河故道的渡口歇脚时，遇到了国民政府的税丁。
税丁拦住他们要收“过境税”，每人五千法币。
刘德厚掏空了口袋也凑不出那么多钱。
税丁见他拿不出钱，就要抓人。
正在拉扯间，一支身穿灰布军装的巡逻队从河对岸过来，领头的干部问明了情况，对税丁说：“这些人是我们根据地的群众，你们不能带走。”税丁看了看对方腰间别着的驳壳枪，没敢吭声，转身走了。
解救这些投奔根据地的群众，已经是巡逻队的日常任务了。
巡逻队把刘德厚一行人带过了河，安排他们在附近的村子里暂时落脚。
村干部给他们登记了姓名和籍贯，分发了粮食，安排了住处。
刘德厚坐在临时分配给他家的房屋土炕上，看着妻子在灶台前生火做饭，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他活了三十八年，从来没有人这样对待过他不抽他的丁，不强征他的粮，还给他房子住，给他粮食吃。
像刘德厚这样的人，不是少数。
从夏到秋，仅河南一省，越过封锁线逃入根据地的农民就有十几万人。
安徽北部的情况也差不多。
国统区的农村正在经历一场缓慢而彻底的瓦解壮丁被抓走了，粮食被征走了，土地抛荒了，剩下的老弱妇孺无法维持生计，只能背井离乡。
而他们逃亡的方向，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向北向东。
武汉，汉正街，清晨。
王德昌杂货铺的老板王德昌正在卸门板。门板刚卸下一块，他就看见街对面的绸布庄门口贴了一张新的告示。
他走过去看了一眼，是市政府税务局的通知：即日起，对外来输入商品征收特别消费税，税率百分之五十。
这个外来自然就是根据地的商品，美国货他们也不敢征收。
王德昌骂了一句，转身回店。
他店里卖的东西，大半都是从“那边”进来的。
永大的食盐和纯碱，太行产的香烟和火柴，根据地的棉布和煤油，还有蜡烛、肥皂、五金工具、小件农具这些东西质量好，价格便宜，顾客认。
从44年开始就已经进入了武汉，到了45年三镇光复，更是成为了市场上的主流货物。
隔壁街上那家专卖美国货的铺子，卖的洋蜡又贵又不禁烧，一晚上就化成一摊油，哪有根据地的蜡烛实在？
可现在政府要加征百分之五十的税，这生意怎么做？
他正发愁，一个熟客溜进店里，压低声音说：“老王，你这边还有没有那种煤油？我家里的洋油灯快断了。”王德昌看了看门外，从柜台底下摸出一罐五加仑的煤油，用报纸裹了，塞给熟客：“小心点，别让人看见。”熟客付了钱，把油罐藏在布口袋里，匆匆走了。
王德昌叹了口气，只是政府明面上查得紧，但私底下，哪个当官的不在用“那边”的东西？
税务局长的太太身上穿的旗袍，就是从根据地走私过来的太行蓝做的，比武汉本地织染的土漂亮得多。
警察所的办公桌上，摆的也是根据地的蜡烛。
他们一边查，一边用，查的都是平头百姓，用的都是自己人。
只是他看着是手里的法币，想着赶紧兑换出去。
这钱上午还是一个价，下午可能就又跌了一成。
午后，王德昌关了店门，去码头接一批货。
货是从岳阳那边过来的，走水路，绕过了稽查站的检查。
发货人是他在长沙的一个老相识，做的是以货易货的买卖根据地需要粮食和棉花，国统区需要工业品和食盐，两边各取所需，中间的差价就是利润。
王德昌在码头上等了一个时辰，才看见那条乌篷船靠岸。
船老大递给他一张货单：棉花二十担，芝麻五担，桐油三桶。
王德昌赶紧把手里的法币付了出去，雇了脚夫把货搬上板车，趁着天色渐暗，沿着小巷子拉回了店里。
他知道这是走私，抓住了要坐牢。
但不做这个生意，他的店就开不下去。
武汉市面上，凡是跟根据地沾边的商品都好卖，凡是正经渠道进货的都赔钱。
原因很简单根据地的东西又好又便宜，国统区的东西又贵又差。
这不是什么玄妙的道理，这是摆在每一个消费者面前的事实。
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三年级学生陈明远坐在宿舍的书桌前，面前摊着一本《大众哲学》和一叠报纸。
报纸上的新闻让他越看越烦。
头版是政府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宣称“政治协商已获阶段性成果”，第三版是社会新闻，报道某地公务员数月领不到薪水的窘况，第四版是经济版的豆腐块文章，说本月物价指数又上涨了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十五。陈明远在心里默算了一下，上个月物价涨了百分之十五，上上个月涨了百分之十二，再上上个月涨了百分之十八。
照这个速度，一年下来物价就要翻五番。他父亲在老家县城当小学教员，每月薪水折合法币还不够买一袋米。
他母亲来信说，家里已经连着两个月没吃肉了，弟弟妹妹面黄肌瘦。
陈明远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学校的伙食越来越差，早饭是一碗稀粥加半个馒头，午饭和晚饭是糙米饭配青菜，偶尔有一片薄得透光的肉。
吃不饱饭还不是最让人绝望的。
最让人绝望的是看不到出路。
身边的同学，有的加入了三青团，整天喊反共口号；有家境好的沉迷于跳舞喝酒，今朝有酒今朝醉；有的埋头读书不问世事，仿佛外面的混乱与自己无关。
陈明远哪一种都不想选。
他开始偷偷听根据地的广播，从短波里传来的声音，说的是另一种语言不是语言上的区别，而是话语体系的不同。
那边在讲工业增产，在讲土地改革，在讲扫盲教育，在讲如何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在讲发展经济，在讲改善民生。
那些词，在国统区的报纸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他把自己的想法跟几个要好的同学说了。
出乎意料的是，大家都有同感。
几个人商量了几次，最后做出了一个决定：去根据地。
他们通过一位学联的关系，辗转联系上了城外的一个交通站。
交通站的同志告诉他们，像他们这样的大学生，根据地非常欢迎，尤其是学理工科和医学的，到了那边可以直接分配到对口的工作岗位。
十一月的一个深夜，陈明远和七个同学从城南的一个小码头登船，沿长江下行，在芜湖换乘内河船只，辗转数日后抵达了根据地控制的巢湖地区。
他们上岸时，迎接他们的是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干部。
干部握着他们的手说：“欢迎你们。你们的专业，我们都很需要。”
陈明远后来才知道，仅1946年下半年，从国统区各大城市投奔根据地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就有数万人之多。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都成为了根据地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武汉，中央银行大楼。
行长办公室的桌上，堆着一叠刚打印出来的报表。
数字触目惊心：法币发行量已突破十万亿元大关，较抗战胜利时增长了近千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