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的人群已经走了过来。
为首的是三位中年人，分别是淮安、叶参、杨，其他翻译站在一旁。
寒暄过后，众人登上几辆边区政府提供的交通工具：一辆是缴获的、保养不错的日本丰田卡车，另外两辆则是模样有些奇特、但看起来相当结实的自制卡车，驾驶室上方用中文写着太行汽车制造厂试制。
这可是上个月才生产出来，就赶紧分配给各单位使用。
卡车沿着新拓宽的土路向严州城内驶去。
道路两旁，景象逐渐展开。
深秋的陕北山塬呈现出黄、灰、褐的色调，但并非一片荒凉。
他们看到了沿着山坡开凿出的、层层叠叠的梯田，田里的谷子已经收割，秸秆整齐地捆扎堆放着。
在一些沟壑里，有新建的砖窑冒着淡淡的青烟。
更引人注目的是水利设施：他们至少三次跨过或沿着新修的石砌水渠行进，水渠里流淌着浑浊的延河水。
在一处地势较高的台地边缘，他们看到了一台正在工作的柴油抽水机，机器发出沉闷有力的“突突”声，将渠水提升到更高的田里。
几个农民打扮的人正在机器旁操作，看见车队，直起身友好地挥了挥手。
车队没有直接进入延安老城拥挤的街区，而是拐向城东一片相对开阔的河滩地。
这里出现了更多非农业的景象。
一片用红砖围墙圈起来的厂区，高耸的烟囱冒着灰白色的烟，空气中隐约传来有节奏的金属撞击声。
首先先把他们送到住所，这是几排新挖的窑洞，但显然经过特别修缮。
窑面用青砖砌了口，安装了木制的门窗，玻璃擦得干净。
内部粉刷了白灰，地面铺着砖。每个窑洞里有木床、桌椅，甚至还有一个用铁皮桶改造的、带烟囱的取暖炉。
最让美国人惊讶的是，窑洞顶上悬挂着一盏电灯，旁边有拉线开关。
“我们有自己的小发电厂，”带领他们安顿的工作人员笑着说，“晚上七点到十一点供电。各位如果需要热水，可以到那边的锅炉房去打。厕所在院子东头，是新建的冲水式，注意节约用水。”
安顿稍歇后，他们在一个宽敞的砖砌窑洞食堂里吃午饭。
包瑞德、谢伟思等人和几位陪同的中方人员围坐一桌。
饭菜简单但实在：金黄色的小米干饭，一大盆冒着热气的白菜炖豆腐，还有一碟油亮亮的炒土豆丝，每人面前有一个煮鸡蛋。
食堂里人不少，穿着各式灰蓝制服的人进进出出，自己拿着碗筷到窗口打饭，然后找位置坐下，边吃边低声交谈，气氛忙碌而有序。
包瑞德一边用勺子不太熟练地对付着小米饭，一边目光习惯性地扫视着周围。
他的视线掠过一排排简陋但结实的木桌长凳，落在食堂内侧墙角的一个小柜台上。
柜台是用木板钉的，漆成了深绿色，后面站着一个系着白围裙的年轻小伙子。
柜台里摆放着一些商品：一块块黄澄澄的肥皂，一摞摞折叠整齐的灰色毛巾，还有牙刷、牙粉、铅笔、笔记本，甚至还有几盒火柴和针线包。
三四个人正围在柜台前，用手里的纸币不是法币，是一种印着图案和华北人民银行字样的纸币购买东西。
“戴维，看那边。”谢伟思用胳膊肘轻轻碰了碰包瑞德，低声用英语说，目光也投向那个小柜台。
包瑞德点点头，他早就注意到了。这让他想起美军基地里的福利社。
他转向坐在斜对面的负责翻译陪同的黄华，黄华负责他们的日常行程联络，会说英语。
“黄华，”包瑞德用筷子指了指那个柜台，用尽量清晰的慢速英语问，同时辅以手势，“那里，是卖东西的？商店？在食堂里？”
黄华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明白了他的意思，脸上露出笑容。“哦，那是我们机关的合作社，不算商店，主要是为了方便机关里的同志，买点日常急需的小东西。”他也用带着口音但能听懂的英语回答。
“合作社……”包瑞德重复这个词，他在重庆似乎听人提过边区有合作社，但印象模糊。
“那些商品，肥皂，毛巾，是从……西安？或者山西运来的？”他试探着问，按照他对封锁的理解，这些工业品应该来自外界。
“不，不全是。”黄华摇摇头，语气里带着一种自然的自豪，“肥皂是我们边区自己的化工厂做的。毛巾，还有你们用的这种灰布，大部分是我们自己的纺织厂和被服厂生产的。”
“你们自己生产肥皂？”谢伟思也加入了谈话，表现出兴趣。
作为外交官，他深知在封锁下能自产基本日化品意味着什么。
“对。”黄华肯定地说，“用牛羊油和火碱做，毛巾和布匹，棉花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种的和从临近根据地运来的，一部分是……通过一些办法换来的。”他含蓄地笑了笑，没有明说走私或贸易渠道。
陕北棉花生产量不足，更多还是从关中进口。
“自己生产，价格稳定，不怕外面封锁涨价。你看，”他指了指柜台前的人，“同志们用边币就能买，很方便。”
包瑞德和谢伟思对视了一眼。
谢伟思在本子上记了点什么。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食堂小柜台，以及这番简单的对话，透露出的信息比一份正式简报更生动：边区已经建立起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循环，哪怕是最基本的日用品也能自行生产，而且这一循环似乎取得了一定成效。
这种自产自销的景象，与国统区物资匮乏、价格飞涨、严重依赖外援和走私的情况形成了微妙对比。
“很实用。”包瑞德评论道，然后看似随意地追问，“那种货币，边币，它的价值稳定吗？和法币怎么兑换？”
黄华的笑容收敛了一些，变得稍微谨慎：“边币的价值主要是和粮食、布匹这些实物挂钩，尽力保持稳定。和法币的兑换……情况比较复杂，市场上有时有黑市价，但官方不鼓励。我们更希望同志们用边币在边区内部流通，购买我们自己的产品。”
实际上相对法币不断贬值，根据地的货币要稳定得多，特别是工业品生产越来越丰富，也使得边币的价值稳定。
货币的基础还是货。
用纸片可以稳定换来商品，它的价值就稳固。
对话自然地转向了边区的经济政策，黄华也适可而止地介绍了一些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方针。
一顿饭的工夫，关于合作社、自产日用品、边币的零碎信息，就在这种观察-提问-解答的日常互动中，拼凑起来，变得具体可感了。
下午，接待组安排他们休息。
只是他们这些人哪里能在窑洞里安静下来，他们就想着去外面转转。
在他们的行程安排上，本来就没有太多的限制，他们愿意转转自然不无不可。
午后的阳光斜照在延河上，泛着粼粼的波光。
包瑞德、谢伟思和使团的其他几位成员，在黄华和另一位翻译陈家康的陪同下，离开了居住的窑洞院落，信步向延安城内走去。
他们没有乘坐交通工具，包瑞德说，这样能看到更多。
他们首先踏上的是一条相对宽阔的土路，路面被仔细地夯过，平整而结实，两旁挖有排水沟。
路上行人不少，有挑着担子的农民，有背着书包的学生，更多的是穿着灰色或蓝色制服、步履匆匆的干部和军人。
车马不多，偶尔有驮着货物的骡马队或一辆边区自制的胶轮大车经过。
让美国人印象深刻的是交通秩序：行人靠右，车马靠左，在几个十字路口，甚至有戴着袖标、手持红绿小旗的交通指挥员在维持，虽然装备简陋，但一丝不苟。
“这是我们最近才推行的规矩，”黄华指着路口那个认真的年轻人说，“城里人和车马多了，怕出乱子，就学了些管理的办法。”
道路两旁开始出现成排的房屋。大多是依山开挖的窑洞，但临街的一面多用青砖或土坯砌出了门脸，有些还开了窗户。
不少窑洞门口挂着牌子，上面用中文写着“边区银行南关分行”、“税务所”、“第一完小”、“民众合作社”等字样。
也有一些是新建的平房，砖木结构，虽然朴素，但门窗齐整。
几乎所有的墙壁上都刷着白灰，上面用黑色或红色的颜料写着大字标语。包瑞德让陈家康翻译了几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加紧生产，支援前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字迹有力，在黄土背景的映衬下格外醒目。
“这些房子，很多是机关和学校，”黄华介绍道。
“以前这里大多是荒地或者破旧的民房。这几年，特别是最近一两年，边区政府和各单位自己动手，修建了不少。”
他们拐进一条更热闹的街道。
这里像是一个集市，但并非杂乱无章的摊贩聚集。
街道两侧是统一搭建的、带有遮雨棚的简易摊位，摊位后面大多连着同样简朴的店铺。
卖菜的、卖粮食的、卖布匹的、卖陶器瓦罐的、卖木器家具的、修理农具的……种类不少。
交易用的货币，主要是那种印着“华北人民银行”的边币，偶尔也能看到有人拿出法币或银元，但摊主似乎更乐意收边币，找零也多用边币。
在一个卖布匹和成衣的摊位前，谢伟思停下了脚步。
摊位上挂着的，主要是灰色、蓝色和土黄色的粗布，也有少量颜色稍鲜亮些的细布。
他摸了摸一块灰布，手感厚实但略显粗糙。“这也是边区自己织的？”他问。
黄华给他翻译。
“大部分是，”摊主是个中年妇女，见有外国人问，有些腼腆，但回答得很清楚。
“延川、绥德那边的纺织厂出的。也有从山西那边换来的洋布，少，贵。”她指了指旁边一小卷颜色更匀净的布匹。
这是晋华纺织厂的产品，这些布替代了关中大华纱厂、申新纺织厂的布。
包瑞德注意到，不少来买东西的妇女，手里都提着一种用藤条或柳条编成的篮子，样式统一。“这篮子也是统一做的？”
“对，手工业合作社编的，”黄华答道，“鼓励大家用，比用包袱皮方便，也省布。”
他们继续前行，空气中飘来一股混合着油脂和碱味的、不太好闻但很独特的气味。
循着气味，他们看到一个小院，门口挂着延安第二化工厂的木牌。院门开着，可以看到里面有几个大缸和灶台，几个工人正在忙碌。黄华解释说，这就是生产他们中午在食堂合作社看到的肥皂的地方，原料主要是棉籽油、动物油脂和从土碱中提炼的火碱。
“产量能供应整个根据地吗？”包瑞德问。
“目前主要供应机关、部队和学校，”黄华说，“老百姓用的，还有些小作坊在做。产量在增加，但油脂来源紧张，是个问题。”
再往前走，叮叮当当的金属敲击声清晰起来。
一个更大的院子，门口挂着边区农具修理制造厂的牌子。
里面炉火通红，几个赤膊的工匠正在一台烧着煤炭的锅驼机带动下，用气锤快速锻打着烧红的铁料。
角落里，两个工人正在组装一种结构简单的木铁结构的播种器。
院子里堆着一些煤炭、焦炭和废铁料。
“农具坏了，可以拿来这里修，也可以买新的，”陈家康翻译着门口一位老师傅的话。
“我们还试着做了一些新式农具，像那个播种的，能省种子，也快些。”
包瑞德仔细看了看那些农具和半成品，工艺说不上精良，但看起来结实耐用。
他注意到使用的铁料似乎质地不太均匀。“铁是从哪里来的？”
“主要是收集的破铜烂铁，有我们自己炼制的生铁，还有从山西运来的一些生铁，”老师傅说，“我们自己也有小高炉，能炼一点，但不够用。好在现在路通了，来源多了一些。”
穿过这片略显嘈杂的工业区，前方出现了一片相对安静的区域。
几排整齐的平房，窗户宽大，里面传来朗朗的读书声。
这是一所学校。
他们从敞开的大门望进去，看到教室里坐着年龄不一的学生，穿着虽然打补丁但洗得干净的衣裳，正跟着老师在念书。
黑板是用木板涂黑制成的，桌椅也很简陋。操场上有一些学生在玩一种类似篮球的游戏，球是藤条编的，篮筐是铁圈挂在木杆上。
“这是延安保育小学，”黄华轻声说，“孩子们很多是前线干部和烈士的子女。也有普通老百姓的孩子。边区政府规定，适龄儿童都要尽量上学。”
他们没有进去打扰，只是站在外面看了一会儿。
那些专注念书的小脸和奔跑嬉戏的身影，与这个被封锁、被战争笼罩的地方，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充满生命力的对比。
天色渐晚，他们开始往回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