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武:灭元从连城诀开始 第170节

  黄药师说:“所以,必须要有大一统的中原王朝,才能对付他们吗?”

  韩慎点了点头,说:“最起码腐朽的赵宋是没办法对抗这个敌人的,他们连自己的武力都把握不住。”

  黄药师说:“赵匡胤得位不正,靠着欺负孤儿寡母夺来的天下,他也怕自己的麾下出现同样的情况。”

  韩慎说:“在赵匡胤成长的那个时代,这本就是很正常的事。梁唐晋汉周十四个皇帝,大多数都是死于非命,他害怕武将专权,倒是能理解,只是他对武将的压制过头了,让宋人失去了血性。

  怎么可能敌得过新兴的,如日中天的草原强敌?”

  黄药师说:“你这么说的话,我倒是有过主意。你觉得唐人崛起到兴盛是靠着什么吗?”

  韩慎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均田令和以均田令为根基的府兵制。”

第312章 桃花 五

  黄药师有些意外地说:“在我见到的人里,你是第一个告诉我,一个国家,一个朝代的强盛不是因为某一个英雄人物,而是基于制度。”

  韩慎说:“合理的制度才能让国家和个人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向好的方向发展。因为一切的基础还在于人,而人性的弱点始终难以磨灭。所有问题的本质都是人的问题,不解决人是处理不了问题的。我们需要有合理的制度来规范人。”

  黄药师又问:“为什么你觉得均田令能解决现在的问题,为什么认为你能让天下变得更好?”

  韩慎说:“宋之疲敝,在于冗官、冗兵、冗费,即便宋室税入远超汉唐,但财用不足,因此愈发积弱积贫。

  赵匡胤生于梁唐晋汉周那个特殊的时代,见惯了武将专权带来的后果。

  他得位不正,担心有人用同样的方式篡夺他的江山。他要防范的对象是包括文、武两个官员集团全部在内的臣属,除了杯酒释兵权这样的方式夺下了武将的权力外,还用文统武的方式压制。

  从他的目标来看,效果显著。直至今日,都没有哪个武将能对朝政指指点点,稍微有一点苗头就会被扼杀。

  制住了武将后,他对付文官的方式是分权。如宰相下面设若干个参知政事及副宰相来相互制衡,设立枢密院来分割宰相掌握军事的权力,并且,还专门设立三司来掌管盐铁、户部、度之等事务,以分割宰相的财权。

  一个宰相(宋朝的正式称呼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职能就能分割出数十名官员职位,其它职位更不要说,特别是地方上的官僚机构,宋朝在地方上的最高行政单位是路(相当于现在的省),各路设安抚使、转运使、提刑按察使、提举常平使,分别掌管一路之兵民,一路之财赋,一路之司法,一路之救恤,即把唐朝时刺史的职能一分为四。

  路以下的各州、府的知州、知府也都再委任一名通判予以制衡,此外还有节度使、承宣使、观察使、防御使等等分薄当地最高官员职权的职位,再把地方财权、兵权、司法权等收归朝廷。如此这般,地方官员权力分散的优点是彻底杜绝了地方割据的基础,但显而易见的缺点就是造成了宋朝地方行政机构庞大臃肿,地方官僚机构重复设置,地方官员人数众多。

  此外,宋朝的主要官员选拔方式是科举,但通过科举考试任官的官员在宋朝庞大的官僚队伍中仅仅只是少数,官员中的大多数其实是通过恩荫制走进官场的,恩荫制是赵家皇室笼络人心的一种有效手段,但造成的结果却是让宋朝的官僚队伍越来越庞大,恩荫制出身的官员没有经过科举的除了不能担任宰相和翰林之类的官位,几乎可以担任其它任何官位。

  宋朝每年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的官员平均下来只有三百多人,但通过恩荫进入官场的官员却远远超过这个数,恩荫官员的方式可谓多种多样,官员致仕、亡故,各种国家庆典,各种对外战争的胜利、以及出现祥瑞等等。比如北宋徽宗政和六年的郊外祭祀时就荫补官员一千四百六十多人,南宋高宗绍兴元年的郊外祭祀时更是荫补官员四千多人。

  除官员的后代和亲属,门客和护卫等亲近之人也在宋朝规定的恩荫之列,基本上一名官员如果活得足够长,做到的官位足够高,在他的生前和死后,直系和非直系的子子孙孙、宗族亲眷、包括亲信、护卫等等加起来,甚至可以恩荫出上百名新的官员出来,日已累计,从北宋中期开始,宋朝的冗官现象就越来越严重。

  宋朝皇帝想通过这种恩补的方式拉拢臣下的心,殊不知这是一种容易养冗官、废官的制度,有人为了给子孙后代谋取官职,挖空心思去讨好皇帝的欢心。真正有能力的大臣是不屑于恩荫子孙的,只有谄媚之臣才会这样做。

  这样的后果是导致大臣围猎皇帝,为家族争取最大利益,官员有家而没有国,只对使他获得恩荫的人感恩戴德。而这些谄媚之臣的子孙后代,或者他们的门人仆人,没有多少是真正有才能的人。他们当了官后又会去讨要这种恩补,久而久之形成了恶性循环。

  有才能之人无法通过科举做官,无德无才之人却能坐在高堂之上。有才者日渐灰心,意志逐渐消沉下去。在位者都是饱食终日,只知谋取高官的废人,最终导致整个官僚系统内部崩坏,官僚之间为了利益相互攻伐倾轧,最终受到损失的还是朝廷。

  官员们除了高额的俸禄外,还有额外的赏赐,每逢祭祀典礼、皇帝都要给各级官员不同名目的赏赐,仅郊祀的费用,宋真宗景德年间为600万贯,仁宗皇佑年间为1200万贯,从景德年间到皇佑年间,官员数目从九千多增加到一万七千多。

  宋仁宗统治时期,十三次科举取进士四千多人,诸科五千多人。中举者又加入到了各级官吏行列,所以宋仁宗冗官导致的冗费开支,又比真宗是多出好几倍。

  越到后面,官员越多,开支也会越多。

  由于辽、金等外患的威胁,宋人长期维系着庞大的常备军,然而由于军事制度的不完善,军队中存在大量的老弱病残,这些士兵虽然战斗力低下,但却仍然占用着国家的军事资源。

  冗官和冗兵的存在,直接导致了国家财政支出的大幅增加,即冗费问题。为了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宋朝政府不得不增加税收,增加老百姓的压力。

  财用不足,大宋又在连年征战中消耗了国力,宋国已经逐渐陷入到内忧外患的境地了。

  大宋不是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后果和弊端。

  只可惜,想将赠送给他人的利益再拿回去,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面对已经成了气候的利益集团,想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很难。

  像元丰改制之类的措施,最终只能是以失败告终。

  想要改变这一切,只有将人解决了才行。”

第313章 桃花 六

  黄药师微微一笑:“好狠的心肠。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制造问题的人,是吗?”

  韩慎说:“要救华夏,只能将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全部赶走,换上真正能做事的人上去才行。如果我请他们走,他们还是不愿意,那我就只能将他们踹到茅坑里溺死了。”

  黄药师说:“看来这次的反叛反到是助了你一臂之力。只是,你是准备如何治理你下辖的土地呢?用你推崇的均田令?”

  韩慎说:“在经历了晋末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那段黑暗的岁月后,长期的战火纷争,使得人口大量南迁。北方大地人口疲敝,土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朝不保夕,食不果腹,很多底层民众只能依附于当时丛生林立的坞堡豪强世家大族,在严酷的剥削中艰难求生。

  那个时候的魏国,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权力内斗后,实际的控制权落到了抚养孝文帝长大后的汉族皇后冯太后手中。

  但此时的她面对这一个内外双困危机四伏的艰难局面,当时魏国财政枯竭,连年的战乱让北魏疆域内的自耕农占比很低。

  艰难度日的小农们实在无力交税,而大量的荒地无人耕作无税可征,地主豪强世家大族侵占之地,这些权贵的税也很难征收。

  国家财政拮据,处处被掣肘,国家凡事都要看豪门望族的脸色。

  另外,几十年的权谋内斗,为冯太后及其党羽树立了许多敌人。不少地方豪强、皇亲贵族、功臣勋贵都是冯太后的潜在政敌,时时刻刻都在磨刀霍霍积聚力量要对付冯太后。

  面对这样的困局,冯太后为了拿到命运的主动权,采纳了大臣李安世受井田制启发提出的建议,以孝文帝的名义颁布了均田令。

  这一制度的推行,不单单解决了冯太后的危机,挽救了风雨飘摇的魏国,还开启了华夏文明从战乱纷争走向辉煌盛世,历经近三百年的兴衰。

  均田令规定国家将国内的无主之地收归国有,并以先贫后富的顺序均等的分配给无地农民。凡15岁以上的人,男子每人分配农田40亩,女子每人分配20亩。在土地贫瘠的地方,还会多分配一到两倍的土地。

  这种国家分配的土地,严禁买卖,并且土地持有者在年老过世后还必须要将农田归还国家。国家再将收回的农田重新分配给新增的人口。

  另外在均田令最初颁布,首次分田的时候,男子还会额外分配20亩用来种树的桑田。

  由于树木的生长特点,桑田允许世袭,父辈栽种的果树及其他经济作物,后代可以继续享有,同样禁止买卖。

  所以当均田令具体落实下来后,人们有足够的土地供其休耕轮作,而不至于饿肚子。那20亩桑田,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气候土壤条件种植相适应的经济树种。比如桑树可以提供纺织原料,榆树可以提供优质木料,桃树枣树梨树等可以提供食物。

  这些田地足够让一个一般的家庭丰衣足食。可想而知,当时任何一个活在底层的民众遇到这样的政策,一定会全力支持。

  当时均田令并未将世家大族皇亲国戚功臣勋贵以及大地主们的土地收归国有,因此并没有遭到明显的阻力。

  最终均田令得以在饱受战乱侵害的北方大地迅速铺开。

  这一政策的成功推行,对个人和国家甚至后世都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

  人们不用担心自己的劳动成果被地主剥削,人们会努力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水平,有技巧的靠技巧,有体力的靠体力,有勤奋的靠勤奋,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通过精耕细作来尽可能地提高土地收成,从而开创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而朝不保夕的底层民众有了安身之所和成家立业养儿育女的条件后,被迫依附于坞堡豪强,在地主家艰难打工求生的流民可以走出来摆脱剥削了,国家境内的荒田荒地荒山荒坡得到了充分的开发与利用。全国所有的劳动人口都得到了与其劳动能力相匹配的耕地,而且没有了地主的剥削,大家的生产意愿大幅度提升。整个国家的土地与人力都被充分地激活了。

  农业技术和土地产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提高,国力大幅度上升,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的财政状况焕然一新。

  冯太后面对的困局顿时消弭,虽然均田令并未触及世家大族皇亲国戚功臣勋贵的土地,但是也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他们兼并土地与扩张,间接地削弱了他们的势力。

  一个新兴的,以享受均田令所分土地的农民为主的,并且对国家心怀感恩的,规模庞大的利益集团被创造了出来。

  这一集团与当权者的利益一致,因为他们的土地是国家分配的,也需要国家的力量来保护他们分得的土地不受豪强恶霸侵占,不受战乱纷争侵扰,不受外族劫掠。

  他们必须得维护国家的权威和利益,因为维护国家就是维护自己。

  国家更是需要他们上缴的赋税。

  这样一来,自耕农与统治者构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利益共同体。

  这一新兴力量集团的诞生,有效地制衡了以地主豪强世家大族皇亲国戚功臣勋贵构成的权贵利益集团,减轻了他们对国家对人民的危害。

  均田令推行以后,国家的税收不再依赖世家大族和四世三公们,因此管理国家的官吏也没必要完全从他们中选拔了。

  由于底层百姓获得了大量的农田,他们即便散养土地也能获得基本的口粮。

  于是有了空闲读书和学习,知识不再被豪门贵族垄断。

  而且皇帝也乐于从没有背景的普通百姓中选拔人才。

  在均田令带来了一个相对公平的学习环境后,推出科举制又让人们开始向往读书与知识,全国的识字率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转将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国家将拥有庞大的人才储备、知识储备、文化储备,华夏民族将走向巅峰。

  生产力强大,文化强大,还需要强大的军力来保驾护航。

  在均田制推行了大约五十年后,魏国分裂为东西魏,西魏演变为宇文家统治的北周,东魏变成高欢家族统治的北齐。北周北齐面积大致相同,但是两者自然资源禀赋相差极大。

  北齐控制的是华北平原的大部分,北周控制的是陕甘西北一带。

  乍一看北齐的经济潜力有着明显的优势,打仗也是压着北周打。

  但是均田制推行的时候,西北那边荒地多,北周就有更多的自耕农。

  就是均田自耕农多的缘故,让在逆境中穷则思变的宇文泰逐渐找到了蕴藏在均田令内部的庞大军事潜力,开创性地设立了府兵制。

  这一制度就是在全国建立起以均田自耕农为兵源,六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为架构的军事组织。

  宇文泰是最高军事统帅,实际掌兵的是六柱国,各督两个大将军,共十二大将军,每个大将军各督两个府。

  全国共设置二十四个军府。后来的隋唐皇室家族都是来自这些柱国十二大将军。

  府兵制大致是国家从享受均田的自耕农中选拔自愿报名加入府兵编列的农民。

  这些府兵平时耕种,农闲训练,战时打仗,基本不影响农业生产。

  加入府兵的农民可以获得全家免税的资格,但是府兵不发放军饷,而且要自备战马甲胄轻武器及部分军需品和往返军府的路费等,重武器和军粮仍由国家提供。

  从均田制给每户人家分配规模可观的土地来看,免税能带来的收益远大于购买军资的花费,因此只要是身强体壮尚武好勇的自耕农都会踊跃报名参加府兵,并且获得了均田制分地的底层民众都对捍卫国家具有难以动摇的决心,他们绝对不允许国家倒退到以前的状态,让自己去过那种被人压迫剥削的生活。国家的权力与威严就是他们能够拥有土地的保障,保卫国家就是保卫自己的家庭。

  府兵相较于募兵、雇佣兵、壮丁兵、强盗兵、私兵而言,具有极高的战斗意志,他们为了让家族继续拥有免税的资格,通常还会将战斗经验和技巧传授给子孙后代,让他们能够更好的担任府兵,因此府兵们往往能将自己在真实战争中获得的宝贵军事素养变成家族传承。因此府兵们在拥有高昂战斗意志的时候,还具有非凡的战斗力。

  此外,他们不发军饷的设计,大大地减轻了国家的压力。

  因为在古代,运输粮食的成本很高,很多时候可能会高于所运粮食本身。如果能省去征收这些用来当做军饷的粮食,就可以省去这些粮食在运输流转派发过程中的损耗。

  更关键的是,这也消灭了军饷从征收到派发过程中官员贪墨的空间。

  免税资格代替军饷并不府兵家庭种粮的积极性,他们必须继续种粮才能将免税的福利转化为收益,他们的生产意愿会得到充分的激发。因为免税,生产出来的都是自己的。

  从国家层面来看,既从民间抽调了军力,又没有降低国民的生产。

  还有,不发军饷能够避免府兵的军事长官将国家军队变成自己的私人军队,防止国家走向军阀割据的局面。府兵士兵依赖的不是军饷,而是土地,土地是国家分配的,免税资格也是国家授予的。他们效忠的只能是国家,而不是军事长官。

  府兵制的军事构建成功地扭转了北周在军事层面的颓势,让他们战胜了北齐。之后隋灭南陈,国家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进程几乎完全是按照均田制府兵制带来的力量格局变化而完成的。”

  黄药师叹了口气,说:“看来,你对此深入研究过。可既然大唐有这么优越的制度,为什么他们最后分崩离析了呢?”

第314章 桃花 七

  韩慎叹了口气,说:“这世上本就没有完美无缺的制度,没有最好的制度,只有最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均田令虽然有许多优点和好处,立法和实施基础是土地国有化,只有唐代政府控制足够多的土地,才能给人民授田。

  虽然通过了均田立法,但唐代政府并未放弃土地私有制,所以均田制下的土地所有制是公私混合的双轨所有制。这种混合的公私产权制度,在施行过程中此消彼长,最终私有产权制度占据了主导地位,均田制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动摇。

  终于使得这个制度在德宗建中元年(780)全盘破产,但实际上均田制在玄宗朝就已名存实亡。均田制的败坏有一个过程,并非一朝崩塌的。

  首先,唐从开国到玄宗朝百余年间,经济恢复迅速,开元、天宝之际已达唐代的顶峰,人丁兴旺,人地关系日趋紧张,也就意味着劳动生产力在下降。

  其次,土地的还授往复,使得土地条块化和疏远化,不利于集约生产,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土地边际生产力也在下降。

  再次,在公私混合的双轨土地所有制下,如果私有制成分增加,公有土地那部分便相对(或绝对)地减少,均田制也就逐渐走上了崩溃之路。

  第四战乱与人口迁徙也导致了均田制的破坏。

  安史之乱打破了开元盛世的升平景象,避乱的流民离开家园,抛弃土地到处流窜,国家的租庸调已无法施行,政府财政收入无法得到满足。

  趁此之际,早已开始的土地买卖更加普遍,兼并、吞占土地已是常事,籍帐制度更是无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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